当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已上升为治国、强国的战略高度，必须利用好这些“关键少数”，开发好能引领一个甚至多个领域巨变的“最强大脑”，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2011年7月，科技部在《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中首次提出“新型举国体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强大战略定力。可以说，新型举国体制既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根本保障，又是系统谋划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方略方法。现有研究虽对新型举国体制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关联性有所探讨，但尚未构建系统化分析框架。贯通培养实践中仍存在定位模糊、路径不明等问题，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尚未充分转化为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培养的实践效能。
因此，本研究重点探讨如何以新型举国体制实现拔尖创新人才的贯通培养。研究前提是厘清拔尖创新人才的核心内涵，明确“培养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在此基础上，核心研究内容包括三方面：一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内涵及其贯通培养的症结，二是新型举国体制的要义及其对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培养的适配性优势，三是新型举国体制赋能贯通培养的实施路径。本研究旨在为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强化新型举国体制的人才支撑作用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厘清拔尖创新人才的内涵是破解“怎样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两大问题的逻辑前提。当前，拔尖创新人才在学术层面的定义尚未明确。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但由于学者们语境不同，所表达的概念内涵与外延不尽相同，在学术层面难以统一，在价值层面难以共识。
本研究认为，拔尖创新人才应从国家层面来界定和解释其含义，需体现国家意志，着眼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理由有三：一是“拔尖创新人才”概念具有本土性，是中国语境下的概念，映射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初心。只有从中国理论、中国国情、中国实际出发，才能准确把握拔尖创新人才的核心内涵，形成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中国方案。二是“拔尖创新人才”概念具有时代性，其具体含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考夫曼（Kaufman）和斯腾伯格（Sternberg）所说，过去，一个孩子若能快速学会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会被当作天才。然而现在，这样的定义已不适用。拔尖创新人才的概念会随着当下国家重大需求以及世界科技前沿进行调整。因此，泛泛而谈不利于识别和选拔，也不利于适性扬才。三是“拔尖创新人才”概念具有复杂性，若不从国家现实需求加以限定，在实际培养环节中就会造成时间、人力、物力的浪费。如，几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偏才”“怪才”属于拔尖创新人才吗？中高考状元们一定是拔尖创新人才吗？高水平艺术特长生算拔尖创新人才吗？……目前，我国人才种类繁多，但拔尖创新人才依然“青黄不接”，这主要是因为创新能力在人与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拔尖创新人才不应是一般的创新人才，而是能产生“大创新”成果的人才，是能回答“钱学森之问”的生力军，是我国最为急需紧缺的高层次人才。因此，本文对拔尖创新人才作出如下定义：
拔尖创新人才指的是以国家需求为导向，在战略急需和新兴领域具有丰富学识和超强创新能力，能解决“卡脖子”问题，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突出贡献的领军人才。
本研究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内涵界定，坚持“一个导向”“两个领域”“三个目标”。“一个导向”即培养的拔尖创新人才以国家需求为导向，须为强国建设服务。“两个领域”即培养的拔尖创新人才能在战略急需和新兴领域中大有作为，这里实则强调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创新创造能力不是务虚的，而是务实的，能为先进且重大的产业提供智力保障。“三个目标”即培养的拔尖创新人才，首先要能解决实际的“卡脖子”问题，在技术脱钩的关键领域深水突围；其次是在此基础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尤其是要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作出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通过“英才计划”“强基计划”等政策工具构建起多层次培养体系。基础教育阶段的北京八中“少儿班”、人大附中“早培班”，高等教育阶段的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北京大学“物理学科卓越人才培养计划”等特色项目，形成了覆盖全学段的人才培养矩阵。但对标强国建设需要和科技竞争压力，我国拔尖创新人才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还存在一定短板。其主要原因是在培养实践中，容易陷入在某一环节“热闹”、其他环节“断层”的困境，如，“重选轻育”“重智轻志”“重知轻能”“重理轻文”等，暂未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看成是一项系统工程，由此导致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在目标、主体、过程以及内容上的脱节。
从培养目标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存在“重智力、轻素养”问题。在识别、培养、使用等过程中容易出现对传统智力因素（学业水平、科研能力等）关注比较多，而对核心素养（文化基础、社会参与等）关注相对较少的情况。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知识与技术的获取门槛显著降低，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方向提出了新要求。以医学领域为例，机器人已具备精准、高效的手术缝合操作能力，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培养医学人才？显然，应该培养的是利用人工智能将手术效果达到更好的拔尖创新医学人才，因为同样是使用机器人，不同医学生跨学科整合能力与临床决策素养也会有很大差异，而此类能力差距难以通过单纯的知识积累进行弥补。这充分表明，眼下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须聚焦时代所需的核心素养和底层能力，“以时势造英才”。
从培养主体看，学校与产学研各界协同不足。目前，我国培养出来的拔尖创新人才多为“校舍型精英”，没有精准匹配市场需求，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不够充分。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成果转化前景分析报告统计，中国前沿科技成果只有10%～30%被应用于实际生产中，能够真正形成产业的科技成果仅为其中的20%。这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即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不完全匹配。当前，很多科研项目在立项阶段缺乏问题导向和市场意识，企业在当下用不上，科技成果最终被“束之高阁”；反之，很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高校和科研院所不一定了解。长此以往，容易导致资源、人才的浪费，也削弱了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对标教育强国需要的拔尖创新人才，主要指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度对接科技和产业前沿。因此，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学校与产学研等各主体的协同推进。
从培养过程看，学段衔接问题多。不同学段在办学理念、学校制度上截然不同，未形成相互促进的格局。同时，单向度的“向上看齐”思路（如，高中只对标大学强基计划，却忽视了对初中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学段壁垒，不利于拔尖创新人才长期的、综合的、整体的发展。高校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主阵地，既要把重点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作为己任，更要发挥在人才培养上的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积极与高中对接、引导高中向初中、小学、幼儿园渗透，贯通人才培养的长链条。
从培养内容看，学科融通不畅。进入大科学时代后，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依赖于多类学科知识的融合。据统计，截至2024年6月30日，我国239所高校设置了878个交叉学科。然而，如若等到高等教育阶段才重视“跨界”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学生很难有效实现融通创新，跨学科建设亟须向基础教育阶段延伸。传统的“单科制”组织体系的“惯性”容易陷入内容的表面叠加、简单拼凑，难以触及不同学科背后育人价值的聚合。2023年6月，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吹响了以跨学科学习深化课程教学改革的号角。因此，基础教育学段，基于大学科、大单元、探究式、项目式学习的教学模式改革、课堂生态重塑是孕育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关键。
新型举国体制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注重调动一切有利于创新发展的要素参与各类科技活动的积极性，更加突出科技创新成果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整体统一。本研究认为以新型举国体制贯通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有以下三大优势。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特质是党的领导。拔尖创新人才的贯通培养涉及多学段、各环节、全要素、多主体，若没有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机制，培养工作容易陷入“多头管理”的尴尬境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6个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一，并且中国在全球的创新力排名较上年上升一位，升至第十一位，是十年来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实践证明，党的统一领导具有强大的集中决策能力和资源统筹能力，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才有可能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把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快速打造并形成研究有支撑、创新能认可、未来明方向的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生态圈”。
新型举国体制的关键之一是“有为政府”。为了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培养人才，在这个意义上，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政府行为，需要国家力量，让人才可以在更大的舞台上取得成就。十多年来，我国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基建投入等方式，实施各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辐射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在77所高校布局建设288个培养基地，累计吸引1万余名优秀学生。已有研究表明，儿童的4岁、7岁和13岁是发展拐点，及早发现、培养便可茁壮成长。新型举国体制下，政府作为主导力量，能够抓好人才培养的关键“时间窗口”，形成学前教育阶段、基础教育阶段、高等教育阶段的超长链条培养模式，一盘棋部署贯通培养的“规划表”和“路线图”。
新型举国体制的关键之二是“有效市场”。改革开放以来的诸多事实表明，需要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将创新的“主力棒”交给企业，而非政府亲自入场、从头做起。并且，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也不能仅靠在学校里读读书、做做实验来完成，需有更多元的方式方法。在新型举国体制的指导下，全社会或将为拔尖创新人才提供更多“练兵场”。新型举国体制“新”在注重市场需求，能形成有效的“培”“用”协作模式。政府利用科技政策、产业政策、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等引导市场有序运行，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流动。企业积极发挥“出题者”作用，让市场需求促进拔尖创新人才逆向创新，倒逼知识和技术的迭代与更新，推动相关基础知识的发展，进而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如此一来，潜在的利益能激发企业的参与积极性，不仅进一步推动科学技术的转移转化，而且能吸引更多主体共同参与到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这一艰巨而又宏伟的工程中，释放更多活力。
第一，完善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培养的立法工作。为本国英才教育立法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如，美国于1958年通过《国防教育法案》，明确指出联邦政府应提供资金，培养在数学、科学和外语等学科有天赋的学生。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天才儿童教育法》，明确界定“资赋优异”的具体表现。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贾维茨资赋优异学生教育法案》，强调学校必须为天才学生提供特殊的指导或服务，以培养学生特殊潜能。同时，美国各州出台了天才教育法案和天才教育实施细则。韩国也于1999年制定《英才教育振兴法》，旨在给天资聪颖的学生以特殊教育，并明确规定国家应加强制定英才教育综合计划、设立并管理英才教育班级、支持英才教育所需费用等。
当前，我国暂没有明确从法律层面界定拔尖创新人才的概念，也没有阐明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培养的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社会对该项工作的统一认知。部分家长与教师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内涵理解存在偏差，加之受传统“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养育观念的影响，“拔尖”“资优”等标签被不少人视为人才培养的标准范式，不仅滋生教育焦虑，也成为了各地各校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思想阻力。前些年，多地相继启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试点，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讨论。在舆论关注度较高的背景下，相关试点院校最终选择暂缓招生、停办项目。必须深刻认识到，地缘政治环境已今非昔比，中国越来越难以从外部引进高科技人才，将会更多依赖自主培养的创新人才。解决这一思想问题的快捷方式就是尽快立法，以及加强法律宣传，让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成为国家行为，引导家长和社会科学认识、理性对待。
第二，建立中央拔尖创新人才管理机构。一些发达国家较早为本国英才教育建立了专门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机构，如，美国1968年成立“白宫资优及特殊才能特别委员会”，旨在“不要让有天才的人消失，要把每一个有天才的人落实到天才教育中”；新加坡教育部在20世纪80年代组建“新加坡天才教育处”，并在小学和初中各设立了天才教育项目。实践证明，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具有极强的统筹能力、管理能力和组织能力。2021年7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颁布后，教育部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专门主管“双减”政策的实施情况，不到半年就初见成效，作业总量和时长得到有效调控，课后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这充分说明建立专门组织进行专门统筹，观大势、谋全局、抓根本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暂时没有全国性的拔尖创新人才管理机构。若拔尖创新人才的贯通培养工作也能从中央层面成立专门组织机构，自上而下织密保障网络，成为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的主要渠道，将为组织动员体系和资源配置模式提供强大保障。一方面，要引导和鼓励各级政府从“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出发，为贯通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实现多个“从0到1”“从1到N”的创新提供长期的、稳定的经费支持，考虑适当引入社会资金支持，构建资源保障体系，并且引导社会各界帮助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普通中小学开展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要加快开辟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培养的绿色通道，形成有关人才培养的配套政策及其试点区域，设立鉴别拔尖创新人才的第三方专业机构。一是建立完善拔尖创新人才的识别机制、保护机制、培养机制、评价机制，为学校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方向引领和政策支持。二是大力引导和鼓励高校面向从各级各类学校发现、推荐的具有拔尖创新人才潜质的学生，制订符合学生身心成长规律的培养方案。三是建立独立的拔尖创新人才考试机构，推行社会化考试、探索多次多元考试等举措，并建立政府、高校和考试机构之间的信息反馈和协作机制。
第三，打通学段学科壁垒。在纵向的学段贯通方面，关键是要打通制度层面的藩篱，对符合条件的学生实行初高贯通、大中衔接、本硕博一体的制度化培养路径。要创新选拔评价机制和自由进出机制，考察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并考虑对特殊优秀人才采取“一事一议”选拔培养。如，“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面向初三至高三学生，初三入选则无需参加中高考，直通博士；高中生入选则一考免三考，是极为彻底的“自主选拔”。专业测试环节包含数学能力测试和非固定形式的开放性测试，后者采取现学现考的形式。获得入围认定的学生还需接受预科培养。评价委员会综合考察学生学术能力、创新潜质、体质健康、心理健康、环境适应能力等，全面达标方可录取。
在横向的学科贯通方面，一是创新培养课程体系建设。要发挥大学的龙头作用，引导大学深入参与基础教育育人方式改革、课程内容设置编排。可考虑学习借鉴荷兰天才儿童培养机制，探索多水平班级（类似于走班制）、班内分组（将班内学生依据学习能力分成若干小组，教师分别对每个小组进行单独教学）、抽离计划（一周一天额外学习计划）等多种融合式培养模式。二是重视跨学科思维培养。在基础教育阶段需立足学生发展规律，以真实问题为纽带，探索核心素养导向的跨学科学习实践路径。如，重庆谢家湾学校分年级研发跨学科主题活动，结合儿童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情感、社会性等发展水平，从学生核心素养中选取适切的要点，设计主题活动。在高等教育阶段要按照“强化学科交叉、淡化专业壁垒”原则，持续加强新文科和新工科建设，如，北京师范大学陆续推出“汉语言文学+人工智能”“统计学+环境工程”等文工交叉、文理交叉、理工交叉的双学士学位，并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共同建设“心理学+人工智能”的双学位，充分利用优势互补，联合招生、联合培养。三是抓好尖子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一方面给尖子生讲好思政课，厚植拔尖创新人才不负人民的家国情怀；另一方面要做好与家长的沟通工作，引导家长培养孩子善于观察、发问、独立思考等习惯，增加家庭与学校、家庭内部代际教育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四是加强英才教师队伍建设。据PISA2022创造性思维测评结果显示，课堂教学策略是影响学生创造性思维培养的关键因素之一。英才教师要侧重对学生的引导，促使学生由“小创造”转化为“大创造”。如，北京八中鼓励教师开展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减少思维含量低的练习和考试；同时重视过程调控，通过每学期2～3次教学有效性检查，为教师把握教学起点、反思教学效果、及时调整教学策略提供科学的量化指标。
第四，构建政校家企社协同共育拔尖创新人才共同体。拔尖创新人才的贯通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而这个环境需要政校家企社多个主体共同塑造。由于前文已对政府、学校、家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阐述，本节将重点介绍企业、社会如何为筑牢拔尖创新人才大厦添砖加瓦。一是建立国家科教融合产教融汇创新示范区，在财政经费投入总量有限的情况下，更多运用市场方式解决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资金、资源等问题。示范区内，要注重发挥国家实验室引领作用、国家科研机构建制化组织作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主力军作用和科技领军企业“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作用。二是探索更深入的校企合作形式。一方面，高校要更主动地了解市场需求。如，华中科技大学自2018年以来与近百个企业共建了一批产学研基地，攻克企业面临的技术难题；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凭借来自深圳、杭州等地企业的支持，短短20年累计获得近2000个发明专利，吸引50%研究生毕业后选择在武汉就业创业，为武汉地区关键信息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保障。另一方面，企业要更积极地为拔尖创新人才提供实践平台。如，华为与多个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打造协同育人基地，共同开展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深度合作，为有潜质的学生们提供机会，让他们在真实的国家重大任务中增长才干、磨练意志、贡献力量。
来源｜《教育科学研究》2026年03期
作者｜黄郭钰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评价与督导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宁娟（通信作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