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是观察当前中国社会的重要切口。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约3.76亿人，与2010年相比增长69.73%。“乡土中国”向“流动中国”的转变势不可挡。从流动趋势看，在“乡—城”流动大格局下，人口迁移就近化特点凸显，省内近距离迁移特别是向省会城市集聚的趋势愈发明显。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显示，2020年省内流动人口为2.51亿人，较2010年增加1.15亿人，增幅达85.7%。省际流动人口为1.25亿人，较2021年增加0.39亿人，增幅为45.4%。省内流动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超省际流动人口的增长速度。2010—2024年，27个省会城市中除哈尔滨之外的26个省会人口均为正增长（见图1），9个省会常住人口总量突破千万大关。
图1 2010—2024年27个省会城市十年人口变化
人随产业走，省内人口流动特别是向省会城市流动的新趋势与“强省会现象”衍生的产业变革、交通便利和户籍破冰密切相关。资源随人走，人口流动新趋势带来的学龄人口变动，必将引发省域内教育资源配置的再洗牌。因此，不同省份的配置模式是否有不同、适用条件是什么等问题亟待厘清。教育资源配置应侧重低重心配置（做优县城资源）还是高重心配置（做大省会资源），抑或是介于二者之间进行配置有待明晰。
“我国人口发展呈现的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构成教育强国建设的基本人口背景。区域人口增减分化改变了区域间学龄人口布局，也重塑着教育资源供需关系的时空结构。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推进，我国人口流动在传统乡—城流动背景下呈现出新趋势。一是省会和直辖市人口大幅净迁入特征鲜明。人口流动逐渐从“单身外出”步入以“家庭迁移”为主的新阶段，省际人口迁移普遍成为影响省域学龄人口变动的重要因素。如重庆和贵州由上一阶段的人口净迁出为主转变为人口净迁入为主。二是人口向都市圈聚集的趋势明显。都市圈在城镇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将会不断上升，人口近郊化程度也会越来越高。三是以县城为集中承载力的就地城镇化权重不断上升。随着县城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快速提高，越来越多的县域农村居民将子女送到县城接受义务教育，县镇发挥了县域义务教育核心载体功能。总体来看，“面向2030年，我国城镇化进入高级阶段后，中国将面临人口空间格局过疏和过密的双重挑战”。
人口流动与教育资源配置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人口流动对教育资源配置带来新挑战。近年来，已有研究从全国、省域、地县等多个空间层级，围绕学龄人口变动下的教育资源供需规模与适配关系展开深入探讨。总体来看，我国学龄人口呈现规模持续缩减、学段“排浪式波动”、省会“虹吸流动”加剧、区域“过密过疏”并存的发展新态势。这种变化趋势导致教育资源供需不匹配、调配不畅通、余缺不均衡等问题凸显，学生就学需求与教育资源布局的矛盾突出。对人口流入端，到2031年左右，全国城区义务教育学生数将超过镇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将总体进入以城市教育为主体的时代。城市义务教育面临资源承载力压力大、优质均衡配置难的挑战，具体表现为：义务教育经费需求与供给的矛盾，教师编制供给的地方性和学生就学流动性之间的矛盾，城市教育用地紧张与学校数量和布局调整的矛盾。对人口流出端，由于乡村学校生源流失，学校规模和班级规模越来越小，难以吸引优秀教师和年轻教师，农村地区教育“洼地效应”凸显。总体来看，“教育城镇化与城乡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格局相互影响，乡村教育资源‘质弱量余’与城镇教育资源‘质强量缺’并存”。另一方面，教育资源配置也影响着人口数量与结构的变化。克拉克（Clark）和奥纳卡（Onaka）指出，在对居住环境的偏好中，公共服务（教育）是比较重要的原因。就业机会、工资水平、高校数量等均对人口密度具有正向影响。高校数量每提高1%，人口密度将提高5.754%，高校成为吸引人口分布格局形成的主要集聚力。
面对学龄人口变动对教育资源配置带来的挑战，从微观层面看，在发展理念上，教育资源配置应保证每个个体获得平等的教育资源，供需均衡是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的主体价值追求。在学校布局上，应建立以学龄人口覆盖率与学校服务半径、班级规模与学校规模、师资与硬件设施配置为核心指标的布局调整底线标准体系。基于公平和效率并重、均衡与优质协同的原则优化县域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在师资配置上，要提高统筹层次，加快推动从基础教育县级统筹提升至市级统筹或省级统筹，构建教师编制在市域和省域的动态调配机制。在教育投入上，要强化省级政府统筹城乡义务教育的力度，建立相对集中的由省级政府统筹的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在管理机制上，以“城—乡连续性发展”为方法论，建立“上下统一、城乡统筹、多方参与、协同发展”的教育管理机制。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多聚焦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对省域教育资源配置的研究仍有待深化。从省域内部来看，“强省会现象”驱动下，对省会学龄人口变动新趋势及其对教育资源配置带来的递进式影响研究仍有不足。从省域之间看，各省学龄人口的疏密分化使教育资源配置呈现差异性，教育资源配置思路和模式也有不同。虽有研究关注了省域学龄人口变动及其对教师、经费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影响，但未能从全国层面对不同省份之间教育配置模式进行归类分析。因此，本文将重点对“强省会”现象下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分型进行研究。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积极培育新的增长极”。省会城市作为一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最有可能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经济增长极。因此，“强省会”现象依然会在全国范围内强势推进。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旨在让“量大面广”的县城成为活跃经济的重要载体。在“强省会”现象和以县城为重要载体发展战略的拉锯博弈下，教育资源“省会集聚”与“县域均衡”的矛盾如何平衡亟须探讨。以省会为重心的教育配置模式能否实现辐射带动？以县为重心的均衡配置是否会牺牲效率？这需要基于不同省域发展样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我国教育城镇化省际空间差异明显，整体呈现东中西差异化发展的空间格局。且高流动性对区内及区际的影响也有所不同，省际和区际的高流动性显著影响教育资源配置的空间格局。通过对27个省2025年省政府工作报告和2021年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文本进行梳理分析，当前我国省会发展模式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强省会”模式，即通过做大做强省会城市，从而带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如四川成都、湖北武汉、吉林长春等；二是“弱省会”模式，即通过“省会城市+省域副中心”或“省会城市+区域中心”双引擎或多引擎协同，对省域内的城市分工形成有力带动作用，主要分布在东部发达省份，如广州—深圳“双核联动”+珠海—汕头—湛江“多点凸起”。
百强县是县域经济增长的“领头雁”，是观察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风向标。根据《2025中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最新成果显示，百强县呈现“强县强省”“头部领跑”“中部扩容”的发展特征。百强县东部地区占67席，中部地区占18席，西部地区占12席，东北地区仅占3席。东部地区优势明显，其中江苏、浙江和山东分别占25席、15席和12席，占据百强榜单半壁江山，呈现“强县强省”特征。从发展模式看，按照百强县密度（百强化县数/省辖县数）将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强县域模式，即县域经济发展相对均衡，强县林立，有较强的竞争力且存在较为明显的相互竞逐。主要包括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5个省份，其中江苏一省就囊括了24个百强县；二是弱县域模式，即县域总体发展不均衡、总体实力不强。如湖北、安徽虽然分别有5个县入围百强县，但其百强县省域分布的共同点都是环省会武汉、合肥而起，主要受省会发展带动，内生动力不足。此外，山西、海南、西藏、青海、宁夏、甘肃等省份挂零，无县域上百强榜单。
基于对我国27个省的省会发展和县域发展情况的面上分析（见表1），以横纵坐标轴对27个省份的综合发展样态进行聚合分类。其中，横向坐标按照强省会战略强弱分为“强省会”“弱省会”两个坐标点。纵向坐标按照县域强弱分为“强县域”“弱县域”两个坐标点。27省发展模式大致可分为四类矩阵：强省会弱县域模式、强省会强县域模式、弱省会强县域模式、弱省会弱县域模式（见图2）。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基础教育资源的空间配置要立足“城乡一体化”要求，既确保省会形成教育高地以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又避免县域教育塌陷导致区域失衡。通过对四种省域发展样态的分析，我国省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见表2）。
该模式主要适用强省会弱县域发展样态，如湖北、四川、甘肃、安徽等省份。这些省份多位于中西部地区，省会经济首位度和人口首位度较高。百强县较少且多分布于省会城市附近，县域整体动能较弱，内生动力不足。在“强省会”现象下，省级政府通过行政、财政与政策资源的倾斜，推动省会城市成为区域经济增长极与人口磁极，教育呈现“省会集聚—县域抽离”的发展样态。部分省份教育资源过度集中于省会，导致县域教育“失血”。
该模式主要适用于两种省域发展样态。一是强省会强县域，如福建、山东。这两个省份虽然鲜明提出了强省会战略，但山东“济南+青岛+烟台”、福建“福州+厦门+泉州”的三足鼎立、多核竞争削弱了省会的经济首位度。二是弱省会强县域，如江苏、浙江、广东。这三个省均为经济大省，县域经济能级最高，对省会的依赖度较低。总体来看，这两种省域发展样态下包括的百强县合计52席，占比过半，发展样态呈现出省会首位度低、县域经济发展强势、人口“就地城镇化”的特点。这类地区在教育资源配置上面临双重困境。一是省会“虹吸效应”弱化加剧教育资源分散。由于省会城市吸引力不足，省级教育资源未能有效集聚，优质资源碎片化分布，难以形成区域教育中心。二是县域教育“强而不优”。部分县域虽具备较强财政能力和教育需求，却因行政层级限制难以获得省级统筹支持，面临“有需求、无资源”“有基础、无提升”的发展瓶颈。
该模式主要适用于弱省会弱县域发展样态，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由于人口版图分散，农牧团场、林牧场到省城距离遥远，教育资源高重心配置到省会的成本较高。此外，这两个自治区都属于多引擎发展模式，如内蒙古十四五规划强调推进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乌兰察布多引擎建设。新疆提出推进乌鲁木齐、伊宁、喀什、库尔勒等区域中心城市规划建设。总体来看，在省会自身能级不足、县域发展乏力的现状下，教育资源配置呈现“低水平均衡”与“结构性短缺”并存的态势。
“强省会”现象引发的学龄人口空间重构与结构变动，对省域内基础教育资源的整体布局产生了显著且直接的重塑效应，对省会城市与县域教育发展产生方向迥异、程度不均的差异化冲击。
“强省会”战略就是集中全省资源做大做强省会城市，以一城带全省。1950年，法国经济学家朗索瓦·佩鲁（FranBois Perroux）首次提出“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并非在所有地区同时出现，而是根据不同强度，先在某些增长点和增长极上出现，再以不同方式向四周扩散。随后，这一理论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验证，并展现了增长极对区域发展的强大带动作用。
“省会独大”在我国区域结构中非常突出。从数量上看，截至2024年，全国超过半数省份实施“强省会”战略。从分布上看多集中于我国中西部和东北等相对欠发达省份。为研究核心城市规模对区域发展的影响，“首位城市”概念（即某一地区人口或经济占比最高的城市）被提出。2024年，全国有15个省会城市经济首位度超过25%，11个省会人口首位度超过20%。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由于发展资源的有限性及梯度转移的滞后性，省会城市常常会成为区域发展增长极和“首位城市”的优先选择。关于省会城市带动区域发展效应，从正向促进看，强化省会城市对地方发展的带动作用显著。从反向制约看，部分省域通过行政手段将创新要素集中到省会地区，加强了城市间发展的不平衡。
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唐纳德·博格（Donald J. Bogue）的推拉理论认为，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条件，流入地（城镇）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乡村）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是推力。“强省会”战略通过资源集中与人口虹吸效应，促使学龄人口呈现从农村向县城再向省城的“二次流动”，并在数量、结构、来源、走向等维度呈现以下特点。
从数量上看，学龄人口流动呈现数量扩张伴随增速减缓特点。“2013—2022年间省会城市小学及普通中学在校生比重上升的有28个，减少的有３个，表明省内学龄人口向省会城市集聚的程度不断提高。”其中，成都、武汉两地放宽落户门槛与教育准入限制，强化人口虹吸效应，两地总人口逆势而上。武汉2024年常住人口达1380.91万人，其中非户籍人口为423.97万人，较2010年增长近两倍。然而，在“强省会”现象后期效应递减与全国人口负增长的双重影响下，学龄人口流入疲态渐显。如成都2023年随迁子女招生数比2022年增加约6000人，而2024年这一数据已下降至1000人。
从结构上看，学龄人口呈现学段结构分化特点。当前流动学龄人口仍以小学高年级及初中段为主体，但逐渐向小学低年级和学前阶段延伸。据学生问卷数据统计，超过50%的学生从幼儿园或小学一年级就流动到省城读书，家庭已在省城买房居住的比例达到49%。如四川达州市下辖县级市万源市数据显示，2025年万源户籍学生在成都就读小学、幼儿园的人数接近5000人，成都部分优质学校的“万源籍学生班”已成规模。
从来源上看，学龄人口多来自本省外县。根据调研数据显示，成都、长春、武汉3个省会城市的学龄人口流动，有70%—80%来自本省外县。如成都近几年流入学龄人口来源前三名为南充、达州和巴中。2012年至今，武汉市每年由本省外县流入的学龄人口占当年流入学龄人口总数的比例均超过70%，从2012年的近4万人增长至2024年的6万多人，10余年间增幅超过60%。
从走向上看，学龄人口集聚呈现空间疏密不均特点。省城产业功能区（多为高新区）集聚效应显著，老城区和郊区县吸引力较低。如2014年至今长春开发区义务段学龄人口增幅50%以上。长春高新区某实验学校作为新区典型，本省外县学生数从165人提升至1723人，10年翻了10倍。而宽城区等老城区学校，流动学生规模则多年保持稳定。成都市有23个区县，产业密集区金牛区、新都区和双流区作为学龄人口流入的“三巨头”，2025年接收占比近40%。
“强省会”战略下学龄人口“二次流动”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无法逆转。教育资源是投入过程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相加总和。“强省会”战略在促进省会城市教育资源集聚的同时，也将引发教育资源总量过剩和教育资源配置区域失衡的双重风险，对省会和县城学校建设、学生成长、教师发展、经费使用带来深刻调整。
一是省会城市教育资源超载运行。“强省会”现象下大量迁移人口生育的子女或随迁子女的涌入，使省会城市教育资源的集中速度远超城市配套能力的提升速度，对省会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和质量带来挑战。
学校建设维度，大班额、大校额问题凸显。从空间上看，受制于建设启用周期、规划审批机制等多方原因，城市原有教育资源难以在短期内充分满足学龄人口需求，面临“学龄人口动态性与学校空间布局稳定性的非同步性矛盾”。学校被迫通过改造功能室、扩大班额等方式“挖潜扩容”，导致大班额、大校额问题凸显。如长春新区近年学龄人口年均净增长5000余人，约2000人为外县学生，义务教育学段不断出现“万人学校”。从时间上看，长期人口下降预期又制约新建学校规划，学校布局面临平衡长期富裕和短期短缺的发展难题。
学生成长维度，整体教育质量被稀释。对本地学生而言，大量新增迁入学生对原有教育资源供需体系造成冲击。中心城区择校难度加大、优质校和薄弱校分化趋势加强等问题凸显。对随迁子女而言，心理健康、入学机会和学习花费等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如随迁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非随迁子女，在受教育机会获得上仍然处于弱势。
教师发展维度，临聘教师大量增加。由于流动学生增多而教师编制有限，省城只能大量聘用临聘教师维持正常教学秩序。如武汉市某小学流动学生增幅较大的学校，近年来临聘教师数量甚至已经逐渐超过在编教师。
经费使用维度，经费投入与人口变动适配性低。据长春市有关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反映，国家倾斜政策均为农村学校，而农村现在学生外流严重，省城尤其是开发区承受巨大学龄人口流入压力，却难以享受相关优惠政策。新建学校作为吸收流动学生的主力军，均为合作办学，财政压力大，无处统筹。
二是县城教育生态堪忧。“强省会”现象下“集聚优先”的发展逻辑，也对县域教育体系形成了显著的虹吸与挤压效应。县域层面呈现“优质生源—骨干教师”双重流失的“剪刀差”效应，对县域教育公平质量带来冲击。
学生层面，优质生源流失形势严峻。随着交通条件改善，县域优质生源为追求更好的教育资源，纷纷前往省会城市就读。“虽然各地出台了明确的禁止跨区域‘掐尖’招生政策，但中西部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超级中学’和省市重点中学跨地、市、县区‘掐尖’招生的行为屡禁不止。”县域教育质量陷入“优质生源流失—县中塌陷—优质生源再流失”的恶性循环”。
师资方面，更替隐忧和质量隐忧并存。从更替隐忧看，年轻骨干教师流失渐显。县域学校难以与省会城市竞争，骨干教师和青年教师更倾向于流向省城等发达地区。虽然教师队伍流失总量不大，但呈现优质化、年轻化特征。如达州市某中学表示，“学科竞赛教练、名师工作室带头人，被省会学校高薪、优厚发展平台吸引而流失的现象时有发生，引进和留住顶尖教师难度大”。此外，在质量隐忧上，县域义务教育教师还面临培训资源配置短缺且效率不高的问题。吉林省松原市的几位县中校长表示，校舍建设等硬件资金基本可以到位，但是教师培训资金还是严重匮乏。
经费方面，教育不规模经济困境凸显。教育收入受益于规模经济。县域教育经费依赖财政单一拨款。县域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和人口流失率的上升导致学龄人口密度过低。相对固定的投入按学生数平均下来，单位教育成本急剧上升。“人口流出地教育投入的地区外溢性增强，规模不经济显露”。对县域农村地区而言，学生数量减少但教育支出仍保持刚性支出，导致生均占用教育资源增加，不利于提高教育质量。
菲利普·H·库姆斯认为“教育规划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决定如何在动态的情境中，最佳地使教育系统那些盘根错节的内外部关系保持合理平衡，并不断将之引向制定的方向”。“强省会”现象下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涉及配置时间、配置地点、配置重心、配置数量、配置方式等核心问题，应坚持以下五个底层逻辑。
（一）坚持“跳出短期看长远”的底层逻辑，科学探讨学龄人口流动阈值和管理边界
“强省会”战略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选择。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Myrdal，G.）认为，“极化效应是城市发展的第一阶段”。根据“区域空间结构演化模型”，城市规模结构具有从单一强中心到一主两副及多个中心建设的阶段特点。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为城镇化后半场城市发展定下了发展基调。从长波段来看，省会城市将从短期内“快速虹吸、日益膨胀”进入长期“理性扩张、内涵发展”阶段。“强省会”现象也将从“强省会”转向“强全省”的价值升华。
要科学探讨学龄人口流动阈值和管理边界。基于长波段视域下对“强省会现象”的分析，后半场各省会教育资源配置既要顺应省会集聚效应，又要防止过度极化导致的区域失衡。“一次流动”挡不住、“二次流动”应警惕。推动以县城为主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是城镇化的规律，也是中央政策。学龄人口从乡村向县城的“一次流动”，是城镇化进程的自然体现，应当予以政策保障和适度引导。要强化县城“一次流动”承载力，促进县中标准化建设和办学质量提升，避免因教育资源不足或低质倒逼“二次流动”。从县城到省城的“二次流动”，则需要建立预警机制和调控手段，避免引发省会教育资源过载、县域教育空心化等问题。
（二）坚持“跳出局部看全域”的底层逻辑，构建圈层式梯度化城乡教育发展新格局
城乡教育发展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既要坚持两点论，又要坚持重点论，更要坚持具体论，在复杂的矛盾中执其两端而用中，寻找恰当的、适合的和最佳的平衡点。强省会现象和强县城战略引发的学龄人口空间重构，对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影响已然溢出省会和县域两个独立维度。因此，要坚持“跳出局部看全域”的底层逻辑，以省域为统筹打破省会与县域、城市与乡村的教育资源壁垒，以省会为核心形成教育资源辐射圈层，按梯度配置资源、分层推进发展，实现全域教育优质均衡。
以省会为核心划分教育发展圈层。从世界城镇化的空间变化过程来看，城镇化过程大致会有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方向是克拉森（Klaassen）等人提出的城市化、郊区化和逆城市化三个发展阶段；另一个方向是由孤立的城市向单中心城市、多中心城市向网络化大都市发展。无论从哪个方向上看，强省会现象初期形成的“中心—边缘”资源分布格局已难以适应城市全域扩张的发展需求。因此，要建立按省会核心圈—都市辐射圈—县域延伸圈划分教育发展圈层，明确各圈层功能定位与发展重点，避免教育资源配置的盲目性和同质化。
按圈层差异化推进基础教育资源梯度配置。省会核心圈应聚焦教育创新与优质资源集聚，重点发展高品质基础教育、特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打造全省教育改革的“试验田”。都市辐射圈覆盖省会周边的卫星城、新区，定位为“优质资源疏解承接地”，承接核心圈的教育资源外溢，重点建设标准化学校、职业教育园区，缓解核心圈学位压力。县域延伸圈涵盖偏远县域和乡村地区，以“教育提质与资源补缺”为核心，通过集团化办学、城乡教育共同体、跨区结对帮扶等模式，数字教育赋能等方式补齐教育短板，避免因强省会导致的县域教育空心化。
（三）坚持“跳出共性看个性”的底层逻辑，构建因地制宜的省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模式
基础教育资源配置要突破“一刀切”的均质化思维。在“强省会”现象下，省域发展阶段的差异决定了基础教育资源配置需从“标准化供给”转向“差异化匹配”。基于对我国省域发展的四种样态的分析，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模式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种。
针对强省会弱县域，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应采取“中心—圈层”模式，以“高重心做大+低重心巩固”的策略做大省会教育资源，优化省会都市圈教育资源。通过省会教育极核的打造，弥补全省教育资源总量不足，解决基础教育资源稀缺与县域教育塌陷的双重矛盾。同时，要提升省会城市的教育公共服务水平，谨防“强省会”战略下学龄人口流动空间聚集疏密不均引发的城乡二元分化和城市内部区域分化。
针对强省会强县域、弱省会强县域，教育资源配置应采取“多元—协同”模式，以“低重心做优+高重心带动”的发展策略，做优县域教育资源，提升省会教育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一是用产业逻辑撬动县域教育升级，推动“教育—产业—县域”融合发展。该模式下县域教育不是城市教育的“低配版”，而应立足本地产业、文化与人口结构，打造“在地化、特色化”多元教育体系。二是强化省级统筹，推动区域教育协同发展。省会教育不再以“虹吸”或“辐射”自居，而应主动转型为全省教育生态的“战略支点”，确保全省教育生态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均衡与跃升。
针对弱省会弱县域，教育资源配置应采取“向心—均质”模式，以“高重心做优+低重心兜底”的双重心协同的策略。通过向心集聚打造标杆、均质兜底保障底线，破解“弱省会”缺乏教育增长极的问题，又要避免“弱县域”教育进一步塌陷。省会教育重点面向全国聚合优质教育资源并进行适配改造，以“小而精”的极核形态，形成可复制、可输出的教育模式（如数字化教学体系、师资培训体系）。县城则重点通过省级统筹的标准化供给，借助教育数字化红利扩大优质教育覆盖面，破解“双弱”格局下教育资源配置的低效与失衡。
（四）坚持“跳出增量看存量”的底层逻辑，构建教育资源横纵贯通的“系统适配”机制
人口负增长时代，“跳出增量看存量”并非否定教育资源增量投入的必要性，而是在增量有限且增量易加剧“波谷闲置”的前提下，将存量资源视为应对人口波动的核心抓手。坚持“跳出增量看存量”的底层逻辑，核心是摆脱对新增资源投入的路径依赖，从“新增投入的规模扩张”转向“存量资源的效能释放”。通过对现有教育资源的盘活、重组与优化配置，打通纵向的行政层级壁垒和横向的区域、校际、学段隔阂，让存量资源成为应对学龄人口时间波动与空间流动的“弹性缓冲垫”。
横向维度，试点“市县结合”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在学位管理上，如探索试行县域普通高中空余计划市域调配制度，外县市普通高中的空余学位面向城区进行志愿征集补录。在教师管理上，应立足全市、面向不同县区，根据学段人口波动动态调整编制使用，破解“有编不用”与“无编可用”矛盾，推动教师在区域、学校、学段间合理有序流动。纵向维度，积极探索教育资源跨学段贯通机制。在教师资源上，要通过高质量培养和培训机制，打造具有多学段教学能力的教师队伍，提升教师跨学段教学的效率与质量。在校舍资源上，新建或改造校舍要注重不同学段的适配性和衔接性，如将单学段改为多学段兼容设施、将固定教室改为复合型学习空间等。
（五）坚持“跳出被动看主动”的底层逻辑，转向“资源供给引导人口流向”的战略思维
教育与人口是双向赋能。一方面，人口规模、质量、结构、流动直接划定教育发展的基本边界；另一方面，教育则通过人力资本培育、价值引导、机会分配，主动塑造人口的发展轨迹。然而，当前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上，教育发展的价值选择问题往往被弱化为一种“应答式逻辑”，忽视了教育对人口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坚持“跳出被动看主动”要求教育资源配置从“人口需求倒逼资源供给”的线性思维转向“资源供给引导人口流向”的战略思维。通过教育资源的前瞻性布局、优质化供给、差异化配置，将教育打造为引导人口合理流动、优化省会与县域空间布局的核心动力，最终实现“以教育聚人口、以人口促发展”的良性循环。
省会层面，做好前瞻性布局，以基础教育资源前置规划引导人口向省会战略区域集聚。在省会城市的新区、产业园区等战略发展区域，提前规划建设优质中小学、幼儿园，引入名校分校、教育集团化办学，打造教育高地。通过“教育配套先行”吸引产业人口、居住人口向新区迁移，缓解中心城区人口压力，实现人口有序纾解和导入。同时，实施都市圈教育补偿机制，通过“名校+县域分校”“师资互派”等方式，将优质基础教育资源辐射到周边县域，引导人口向都市圈节点城镇集聚，形成“核心城区—副中心—县域节点”的梯次人口分布格局。
县域层面，做好差异化供给，以满足不同功能定位县城学龄人口的在地化就学。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确立5种不同类型县城的发展路径。如对大城市周边卫星县城，主动对接邻近大城市的教育资源外溢，引入大城市名校分校、教育集团合作办学。对专业功能县城，则应匹配产业特色，通过推动有条件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实现教育—产业—人口三级联动。
乡村层面，做好保障性供给，以守住“应留必留”底线建好必要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对于地理条件特殊、就学需求刚需、承载特殊功能的区域，坚持保留并办好小规模学校。如民族地区、边境地区与国门学校所在区域，兼具教育保障与国家边境治理的双重意义。这类学校无论生源规模大小，都应发挥优质教育供给留住人口的主动牵引作用，让学校成为国家边疆治理和民族质量的“神经末梢”。
总之，这五个“跳出”不是简单的视角转换，而是对教育资源配置底层逻辑的系统重构。它要求从资源竞争走向生态共建、从教育服务于城市转向教育引导区域发展、从要素叠加走向结构再塑，在城市文明与乡土中国的共生发展中找到教育发展平衡点。
来源｜《教育发展研究》2026年第08期
作者｜金紫薇（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邓友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执行副主任，新时代教育思想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