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社会是辩证发展关系。社会决定教育的价值与功能，教育服务社会发展，影响社会发展的目标与进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突破与应用普及，教育功能实现方式和条件发生变化，社会对教育提出新要求，迫切需要根据社会存在和关系的新变化，调整优化教育服务社会发展的方式，强化教育促进文明发展的作用，重塑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价值。技术冲击引发对教育价值的根本性追问。从技术变革教育实践的历史来看，每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会推动教育发生一场从失序到有序的价值重塑，且离不开社会价值和育人价值这两个基本维度。价值是由功能来衡量的，重塑教育价值从根本上就是重新审思教育功能实现的方式和条件，其本质是对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应追求什么”（应然）和“能做什么”（实然）的哲学审思。
在以往的认识中，“技术始终被视为辅助媒介，而非值得严肃对待的结构性变量”。“人工智能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文明力量进入教育场域，不仅推动工具层面的改进，还开始重塑教育运行逻辑与制度结构。”“人类因教育而文明。”纵观人类文明演进史，教育形态和价值追求始终与技术革命引发的社会变革同频共振。技术变革不仅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深刻改变着生产关系、社会结构以及人的社会参与方式。在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社会生产、教育价值和教育功能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彼此联动、相互支撑的稳定结构。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会推动这一结构发生整体重构。
当前，人工智能正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跃迁的关键变量，深刻改变着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人工智能引发的变革不是一次技术迭代，而是一场堪比甚至超越蒸汽机、电力和互联网的历史性跃迁。机器开始具备感知、认知、决策和自主行动的能力，人类社会正进入人机深度协同乃至人机共生的新阶段。数据成为关键资产，平台型经济快速崛起，算法、数据、算力和智能体逐渐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人工智能时代，特别是智能体经济全面爆发的当下，机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取代人类在重复性思维与体力劳动中的角色，甚至在部分高阶认知任务上展现出超越人类的潜力。劳动过程也不再只是人的体力和经验的外化，而日益表现为人机协同、数据驱动和智能决策。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GAI）对社会分工的重构是全方位的。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等新技术和新产业正在加速重塑职业结构，岗位边界趋于模糊，职业能力要求日益综合化。普华永道发布的《2024：AI就业晴雨表》分析了15个国家的5亿条招聘广告，显示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各行业的人才需求结构。普华永道的研究显示，到2030年，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将使全球范围内20%～25%的制造业低技能岗位被取代，仅美国被人工智能替代的劳动者预计超过3600万。从标准化劳动到创造性、情感性劳动转向过程中，“劳动力”内涵正在发生转变。
这一变革需要重新审视一个根本性的哲学命题：在机器能够以更高的质量、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全面承担社会生产、社会服务功能的情况下，教育的价值何在？教育若继续固守传统教育实践逻辑，不仅无法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更可能导致人的主体性丧失，陷入“被算法喂养”的危机。因此，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价值和功能的重新定义，绝非简单的课程调整或技术叠加，而是一场关乎教育本体论与价值论的深刻革命。教育的实践逻辑需要从工业时代教育高度异化的“工厂模式”，转向回归人性本源的“生命模式”，其变化不会是渐进式的改良，而应是关于内容、评价、范式、驱动力以及组织形态的系统性重构。
人工智能不断重新划定人与工具间的能力边界，重构社会分工体系，也在重新定义教育形态，对教育功能实现的条件提出新要求，推动社会功能和个体功能（育人功能）变革。在工业文明时代，由于知识获取的稀缺性与生产流水线对标准化劳动力的制度化要求，教育逐步形成了一套以“客观知识讲授与识记”为基础、以“评价筛选分流人群”为形式、以“标准化规模化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实践逻辑。这在工业时代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生产力的爆发、工具理性的确立与科学知识的普及。随着GAI与原生多模态智能体全面爆发，程式化劳动被智能机器大规模接管，知识垄断进一步解体，工业时代教育的实践基础和逻辑面临解体与历史性颠覆。
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实践逻辑正在显现。鉴于算法能够以极低成本、极高效率实时调用、整合并生成人类历史上的显性知识，支撑传统教育的知识垄断机制已在解体，传统知识储备正在剧烈贬值。教育的基本内容中知识学习占比大幅减少，重点转向基于“思维能力”“行动智慧”等超越人工智能的能力培养。教育评价立足全过程多模态诊断，精准把握教育过程，推动教育从实现个体知识“净增长”转向“适性发展”。总之，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实践逻辑的核心在于“释放人的主体性”，激发个体内驱力，从传统教育模式中外在异化的“要我学”转向人的“生命主体性唤醒”的“我要学”，防止因缺乏内驱力的个体沦为算法投喂的被动客体，从而陷入机器与人的新二元对立模式。随着智能体经济导致职业形态与社会机构高频动态更迭，“一学永逸”的“一次性学历教育”实践模式难以长久维系，新的实践模式必将打破学校的物理围墙，真正实现“时时、处处、人人”的“终身泛在”“多元协同”。
由此可以看出，技术对教育的深刻改变根本源于对社会生产的深层触动。“技术的介入已不再是外部驱动力，而是教育本体的核心要素，塑造并改变教育的发生机制。”这种深刻变革也必将带来对教育价值的重构，重塑教育价值谱系及其内在逻辑。
“教育是价值性实践。教育价值变革是最内在、最深层次的教育变革。”教育价值更多是要回应“面对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要求，教育应当追求什么？”这一问题。在教育价值谱系中，最主要的是社会价值与育人价值。社会价值主要关注教育作为社会子系统，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如何适配和推动国家宏观系统的运转，追求的是促进社会系统的韧性、秩序，实现与社会发展动态适配。育人价值则聚焦于个体生命成长与发展，探讨教育如何促进个体的精神觉醒与认知生长，追求个体生命的完整性和主体性，反对将人异化为单纯的“算力零部件”或“数据燃料”。两者的辩证关系构成了校准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价值坐标的前提。
教育的社会价值本质上是教育社会性的根本体现，也是教育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的体现，表现为教育在维持社会系统运行、推动文明演进以及调节社会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工业社会，这一价值主要体现为通过教育将个体社会化，使其具备进入生产体系所需的技能与规范，从而保障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随着人工智能接管大量程序化、重复性的社会生产任务，教育作为“人力资源加工厂”，批量生产标准化人才支撑社会工业生产的功能正在失效。人工智能比人类做得更快、更好、成本更低，这意味着教育若继续致力于培养“像机器一样工作”的人，将导致巨大的人力资源浪费与社会结构性失业。因此，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社会价值必须发生根本性转向：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助推器，转向人类文明守护者与社会韧性构建者。它不再仅仅是为了生产更多物质财富，而是为了在技术奇点临近时刻，守护人类伦理底线，传承文明火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并建构技术无法触及的生活意义。这种社会价值的重构，要求教育超越工具理性束缚，回归到价值理性追求，并成为抵御技术异化、维系社会凝聚力的核心力量。
教育的育人价值是对教育本质的内在追求，关注教育对个体生命成长、潜能开发及自我实现的促进作用。工业时代，育人价值往往被异化为社会价值的附庸。个体发展被限定在职业分工的狭窄框架内，人的丰富性被简化为单一的技能标签。人工智能时代，机器对重复性劳动的承载能力是空前的，能够最大限度将个体从繁重的生存压力中解脱出来，从而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自由与创造性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工智能的出现为个体生命的解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使机器服务于个体发展，让个体成为具有独特个性、丰富情感和深邃思想的完整主体。育人价值的转变，要求教育从外在规训转向内在唤醒、从知识灌输转向能力建构、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创造。
教育的社会价值与育人价值在人工智能时代并非割裂存在，呈现出一种深刻的辩证互构关系。一方面，社会价值实现依赖于育人价值的充分实现。由此提升个体创新力、激活内驱力，为宏观社会应对算法冲击提供源源不断的高阶人才。当个体具备了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高阶能力与道德素养，社会整体才能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与伦理韧性，从而在技术浪潮中保持文明连续性。另一方面，育人价值实现也离不开社会价值的引导与支撑。个体的自由发展若脱离了社会公平、伦理规范与文明传承的宏观背景，极易陷入虚无主义或技术享乐主义的泥潭。社会价值的实现，有利于推动宏观社会治理与公平体制的构建，为个体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制度土壤。教育作为连接个体与社会的桥梁，能够使二者之间建立良性互动机制。功能是价值的实践显化，社会价值与育人价值的互构发展通过功能重构实现。最终，通过重塑社会功能，为个体发展提供广阔的舞台与坚实的伦理底座；通过深化个体功能，为社会进步源源不断地输送具备主体意识与创新精神的文明主体。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社会价值和育人价值的辩证互构逻辑，是思考教育价值和功能重构的基本分析框架。在辩证分析教育的社会价值与育人价值基础上，探讨与之对应的教育社会功能与个体功能，基于“教育应追求什么”，讨论“教育能做什么，怎么做”。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社会功能应从主要服务于工业化生产的效率工具，转型为主要服务于构建社会韧性、维护文明伦理、促进公平发展。个体功能应从主要培养知识主体，转向主要培养具备高阶思维、伦理判断、价值引领及复杂实践问题解决能力的完整主体，并将“内驱力”确立为能力生成的心理基石。两种价值协同演进，构成了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价值重构的理论框架，也为教育功能重构奠定了认识基础，推动教育社会功能定位转向、个体功能范式转型。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重大变化，迫切需要重新审视教育社会功能的定位。20世纪90年代，中国教育学界掀起讨论教育功能问题的高潮。教育的社会功能主要围绕教育系统与社会发展这一结构关系展开，是一种以社会功能主义立场寻找教育发挥社会功能的外部规律。教育社会功能主要被定义为教育与社会相互作用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体现为教育对经济、政治、人口、文化等社会子系统的正向作用。西方教育思想中主要从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视角对教育社会功能问题进行分析。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教育是一种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再生产工具；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教育社会功能主要体现为人力资本学说，强调教育促进经济增长、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要作用；从政治学角度来看，教育社会功能主要体现为一种国家本位的教育功能观，教育应当成为夺取文化领导权和话语权的重要阵地。
随着智能机器逐渐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力量，社会稳定不再主要依赖于标准化的劳动力供给，而取决于社会系统应对不确定性、维护伦理底线、传承文明基因以及调节贫富差距的能力。教育对社会发展的支撑服务作用由此发生转变，即从支撑经济发展逐渐转向应对社会系统风险的韧性建构，本质上是教育在人工智能时代为应对社会系统风险而生成的一种新型功能范式。其核心内涵是：教育成为社会系统在面对技术颠覆、价值失序、结构性失业时，维持社会秩序、促进公平包容、缩小内部撕裂的基础性机制。“数智时代对教育提出的挑战，不仅仅是技术适配问题，而是教育形态本身面临的宏观结构性问题。”结构决定功能，教育系统结构决定着教育功能的发挥水平和方向定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对教育实践逻辑和教育价值的重构认识，教育要在理念、体系、范式、内容、治理五个维度进行全方位的系统性、结构性重构，从根本上构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新形态，推动教育社会功能定位的历史性转型。
工业时代的教育理念深受泰勒主义影响，追求规模效益与标准化产出，视差异为管理的负担，视个性为效率的阻碍。这种理念在人工智能时代不仅过时，而且危险，因为它培养的标准化人才恰恰是最容易被机器替代的。“技术改变了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新理念要求我们承认并尊重每个生命的独特性，将差异视为宝贵资源。适性发展是在尊重个体身心发展规律、兴趣禀赋和成长节奏的基础上，通过人工智能提供个性化支持，促进个体在全面发展基础上形成独特的能力结构。只有当教育真正关注个体的差异化需求，才能培养出具备独特创造力与情感温度的个体，从而在社会层面形成多元共生、充满活力的生态，增强社会整体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
传统学校教育体系是一种“前端加载”的实践模式，即个体在青少年时期集中完成知识储备，在成年后使用知识。这种“一次性学习模式”在知识更新缓慢的工业时代尚为可行，但在人工智能驱动的知识爆炸时代将势必失效。新体系要求打破学校围墙限制，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终身学习生态系统。教育的时间边界应从学龄期拓展至生命全程，空间边界应从校园拓展至整个社会。通过弹性学习、学分银行、微认证等机制，支持个体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根据自身需求进行学习与成长。这种全面发展的终身泛在体系不仅适应了职业边界的模糊化趋势，更为个体提供了持续适应变化、不断重塑自我的制度保障，从而增强了社会在面对技术冲击时的适应力与韧性。
（三）教育范式从“统一讲授”迈向“个性化自主探究”
工业时代的教育范式以统一教材、统一进度、统一评价为特征，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的大规模体系化分发机制。在人工智能能够即时提供海量知识的背景下，这种范式的合理性将逐渐弱化。新范式要求以学习者为中心，利用数据驱动和人机融合技术，发现潜质、激发兴趣、提供支架，实施规模化因材施教。教师角色从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习引导者、陪伴者与协作者。个体不再是被动接受现成结论的容器，而是主动建构知识与调用知识能力、解决复杂实践问题的探究者。课堂转变为问题解决的“工坊”，个体在真实情境中界定问题、协同探索，形成独特的默会知识。这种个性化自主探究的范式，不仅能培养个体独立思考能力，更能在社会层面营造一种敢于质疑、勇于创新的文化氛围，为社会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主体力量和智力保障。
随着“即用即查”成为常态，事实性知识的记忆价值大幅贬值。教育内容设计不应停留在主要服务于物质生产和孤立知识点的堆砌，而应转向主要服务于个体生命的丰盈、和谐人际关系的构建以及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聚焦培育个体自驱力、个性化批判性思维、复杂问题解决能力、人文情怀与伦理思辨能力、情感联结与协作共生能力等。新内容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学习者超越人工智能的能力，即那些机器难以模仿的能力。数字意识、计算思维、数据素养、社会情感等构成了新内容的重要元素。但这些内容只有与真实问题和价值目标结合，才能真正转化为关键能力。教育内容应从“教什么”拓展到“用什么教”和“为什么教”，强调在解决复杂现实问题过程中，实现知识活化与能力升华，从而使教育内容成为社会创新源泉而非僵化教条。
（五）教育治理从“工厂式管理”迈向“多元协同治理”
传统教育治理模式层级分明、流程固化，难以适应个性化、泛在化的学习需求。新治理要求打破学校作为教育唯一承载者的格局，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企业、数字平台多元协同的治理共同体。数据治理与数智技术将成为重要支撑，帮助教育系统更精准地理解学习者的发展状态，实现从经验决策向数据驱动决策的转变。此外，数据治理必须遵循伦理边界，防止算法霸权与隐私侵犯。多元协同治理旨在调动全社会资源，为学习者提供丰富的实践场景与支持网络，使教育真正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事业。这种治理模式转型，不仅提升了教育系统运行效能，更增强了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联结与互动，构建了更加紧密、更具韧性的社会共同体。
教育社会功能的重构是一场深刻的系统性变革。它要求我们跳出工业思维窠臼，站在人类文明延续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高度，重新审视教育使命。通过新理念、新体系、新范式、新内容与新治理的统筹系统推进，教育将不再是社会生产链条上的一环，而是成为构建社会韧性、引领文明方向的重要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教育是帮助人们在人工智能浪潮中找回自身主体地位的关键所在。
21世纪初，伴随人本主义、主体主义、生命主义思潮的流行，国内学术界开始从教育的意义性、主体性、超越性、生命性等视角思考教育功能问题。教育功能的讨论逐渐从宏观的结构取向转向微观的个体取向，从社会层面转向个体的发展层面、精神层面。教育的个体功能被视为教育活动与个体发展这一微观关系的衍生与扩展。教育对社会各构成要素的影响需要通过培育具体的“人”才能实现。换言之，教育个体功能是教育社会功能的内在规定。在教育社会功能发生定位转向的同时，教育个体功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构需求。
人工智能直接介入知识生产、认知活动与决策过程，这使得“人类中心主义的前提正在发生动摇”。教育不再只是适应工业化社会分工的配套机制，而被重新置于“人之为人”的价值追问之中。工业时代的个体功能侧重于知识的积累与技能的熟练度，旨在培养合格的劳动者。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并非以取代人类为目标，而应作为人类智能的延伸，通过人机协同提升复杂问题解决能力。”个体功能的核心转向了培养具备“人之为人”独特优势的“完整的人”，突出体现在人的核心能力上。它更多表现为对复杂情境的理解、对技术结果的判断、对价值方向的选择和对实践后果的承担。“价值引领、人格塑造与精神关怀仍是教育不可替代的核心维度。”教育个体功能的内在逻辑不再只是“传授什么知识”，而是“培养超越人工智能的能力”。教育也应在这一持续追问与重构中，推动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个体功能范式转型。因此，教育个体功能范式转型根本在于从“通过知识传授以培养技能载体”转向“通过思维塑造以培育超越人工智能能力”，具体体现在培育五个关键能力及其心理动力——内驱力上。五个关键能力构成人类在人工智能时代安身立命的核心竞争力，内驱力是支撑这些能力持续生成与发挥作用的动力引擎。
人工智能擅长基于概率的信息感知与内容关联，能够迅速生成看似完美的答案，但其本质是对已有知识的重组与模仿，缺乏真正的理解与洞察。高阶思维能力则要求学习者能够超越信息碎片，构建对世界的整体性认知模型。它包括跨领域知识的整合、对不确定性的系统思维、知识的迁移与创新，以及对信息的质疑、解构与再创造。拥有高阶思维的学习者，不会盲目相信人工智能的输出，能够追问答案背后的逻辑，识别论证中的漏洞与偏见，在跨学科材料之间建立新的解释框架。这种能力使人类能够从“知道什么”跃升至“理解为什么”和“创造什么”，从而在认知层面保持对机器的超越性。教育必须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转向思维训练，引导个体在复杂情境中进行深度加工，形成独立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二）反思能力是抵御技术异化、保持主体自觉的认知“盾牌”
人工智能的“黑箱”特性与生成内容的“幻觉”风险，使得盲目依赖技术成为巨大的认知陷阱。反思能力要求个体对自身思维方式、认知过程及行为模式进行持续审视与评估。在人工智能辅助学习中，个体不仅要关注“人工智能给出了什么”，更要追问“我是否真正理解”“依据是什么”“是否有遗漏”以及“是否符合我的目标”。这种元认知活动是防止认知卸载、避免思维退化的关键防线。没有反思能力，人类极易沦为算法的附庸，将思考的主动权拱手相让。有了反思能力，人工智能才能成为促进深度学习的支架。教育应致力于培养个体的批判性思维与自律习惯，使其在技术洪流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与独立判断。
人工智能在逻辑运算上强大，在道德伦理上却是“色盲”。它无法理解善恶的本质，无法体会情感的重量，其“价值观”仅仅是训练数据的统计投射。当技术日益渗透在生活各个角落的时候，伦理判断与决策能力显得尤为紧要。它表现为个体能够对不可通约的价值之间进行审慎权衡，在复杂情境中辨别善恶、权衡利弊，坚守道德底线，区分“技术上能够做”与“道德上应当做”。教育必须将伦理教育置于“红线”地位，通过案例分析、情境模拟等方式，培养个体的道德敏感度与责任感。只有具备伦理判断与决策能力的人，才能确保技术的发展始终沿着造福人类的方向前进，避免技术滥用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人工智能可以优化效率，却无法回答“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值得追求”等终极价值问题。在多元文化冲击与信息过载背景下，个体必须具备辨识真伪、明辨是非的能力，能够在算法推荐的信息茧房中保持独立的价值立场。价值判断与引领能力涉及对人生方向、社会理想及文化传统的深刻理解与坚守，不仅表现为个体能够辨识与坚守价值，而且还表现为个体能够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多元和不确定中，锚定和践行向善的方向，主动创生意义，彰显人的主体性地位。教育应引导个体深入理解本民族及全人类的优秀文化传统，培养其审美情趣与人文情怀，使其成为具有丰富内在、懂得爱与责任的文明主体。价值判断与引领能力不仅关乎个人的幸福，更关乎社会和谐与文明延续，是人类在智能时代不可替代的精神支柱。
现实世界的问题往往是模糊、开放、跨学科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这与人工智能擅长的确定性、标准化的专项任务截然不同。复杂实践问题解决能力要求个体能够识别问题本质、设计解决路径、调动多元资源、评估实施效果，并在“硬数据”与“软判断”之间找到平衡。它不是应试技巧的堆砌，而是在真实情境中整合知识、协调资源、创造性提出方案的全周期、全过程的能力。教育必须从“符号学习”转向“场景训练”，让个体在项目式学习、社会实践与跨学科探究中，锤炼面对未知挑战的勇气与智慧。这种能力是前四种能力的综合应用，也是检验教育个体功能成效的最终试金石。
上述五个关键能力的形成与发挥作用，离不开更为基础和关键的元动力——内驱力。内驱力是一种深层的、自主的、持续的心理动力。它主要表现为人的主体意识、渴望理解世界的好奇心、追求卓越的意愿、面对困难时的坚韧毅力，以及在做有意义事情时体验到的内在满足感。内驱力是推动个体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建构转变的根本所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个体内驱力的战略重要性凸显，并被急剧放大。当外部知识获取变得极其便捷，当程序性任务可由机器代劳，唯有内生动力才能驱动人类个体进行深度思考、持续探索与意义建构。缺乏内驱力的个体，即使拥有强大的人工智能工具，也只是更高效、机械地完成低水平任务，甚至陷入“认知卸载”陷阱。具备内驱力的个体，则能将人工智能转化为拓展认知边界、提升实践能力的有力支撑。内驱力是五个关键能力的源发基础，决定个体是否愿意持续思考、主动创新、承担责任。由此，教育的首要任务不再是灌输知识，而是通过成功体验、真实任务、积极反馈与社会参与，唤醒个体内在发展渴望，使其成为自我发展主体。
五个关键能力与内驱力共同构成了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个体功能的核心指向。它们相互交织、互为支撑：内驱力为能力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心理能量，五大能力的提升又反过来增强个体的胜任感与自主感，进一步激发内驱力。这种良性循环是个体在人工智能时代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关键，也是教育个体功能范式转换的目标。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不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一次重大转折。现代教育改革的深层阻力，本质上不是方法论或技术装备的落后，而是深层教育价值观念转型的滞后。在这一历史节点，对教育价值和功能的审思显得尤为迫切与关键。面对未来人工智能文明浪潮，我们需要深刻认识到，教育的未来不在于与机器竞争效率，而在于回归“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追求。人工智能可以替代重复性劳动，却无法替代人类的创造力、共情力与伦理判断；可以生成海量信息，却无法生成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价值和功能不再是追求和培养比机器更像机器的人，而是追求和培养能够理解技术、驾驭工具、关怀他人、创造意义并持续发展的文明主体。
来源｜《电化教育研究》2026年第7期
作者｜李永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黄晓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新时代教育思想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孔令军（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