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学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强国建设的知识基础和理论先导。“十四五”以来，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双重驱动下，中国教育学研究直面时代命题，在追寻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根脉”中体现了继承性、民族性，在应对数智时代变革和全球知识重塑中体现了原创性、时代性，在服务强国建设和解决全球教育问题中体现了系统性、专业性。面向“十五五”时期的新目标新任务，中国教育学研究将转向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精耕细作阶段，在服务强国建设和回归育人本质上实现“内外兼修”，推动教育学知识生产，提升自身在国际学术界的认可程度，夯实教育强国建设的教育学知识之基。

(一)“中国教育学”成为重要学术议题，学术论文数量持续增加

2021—2025年，中国教育学研究的学术论文数量持续增长，其中，2023年和2025年增幅较大，反映了学界积极响应国家战略。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的重要讲话和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都提出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自此，包括教育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成为与国家战略密切相关的重要学术议题。以近五年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论文为数据来源，以“中国教育学”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共得到475篇文献，去除重复论文及会议纪要、征稿启事等非学术性文献，最终得到有效文献423篇。2021—2025年，“中国教育学”主题的年度发文量从39篇增长到143篇(见图1)。此外，一批高水平学术期刊将中国教育学研究作为重点选题，并设置与中国教育学研究相关的专栏，搭建了集中展示学术成果、推动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图1　2021一2025年“中国教育学”主题的年度发文量

(二)“自主知识体系”成为中国教育学研究的热点，学术研究的主体性显著增强

根据关键词共现分析得出，2021—2025年中国教育学研究的关键词主要有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教育学、话语体系、学科建设、中国特色教育学、教育研究、教育强国、知识生产、学科体系等。这些关键词体现了当前中国教育学研究的高频关注点。考察知识节点及其关联可以发现四点:一是中国教育学研究的主线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二是中国教育学研究主要从学科建设、学术体系、知识生产、话语体系和中国特色等视角进行体系化建构；三是中国教育学研究主要指向教育强国建设和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四是中国教育学研究逐渐形成了具有标识性的本土概念或理论，如教育家精神、“生命·实践”教育学等。

(三)国家基金项目引领中国教育学建设，学术研究从自发兴趣走向自觉行动

以2021—2025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为例，2021年涉及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建设的项目仅有3项，2022—2023年保持在8项左右。2024年和2025年的相关立项课题的数量也有明显增长:2024年立项7项，2025年增至13项。从立项课题研究内容来看，国家级课题主要从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的整体建构以及三大来源(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国教育实践)上展开研究(见表1)。这一时期，国家规划课题发挥了显著的议题设置功能，主动引领中国教育学研究方向。众多教育学者在国家规划的引领下，基于学术兴趣开展自由探索。

表1　2021一2025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中国教育学”相关课题

(四)学位论文聚焦教育学知识生产，中国教育学的学科和人才基础更加坚实

教育学学位论文作为一种研究成果，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增进教育知识或完善教育实践上。学位论文发挥着知识创新和科研训练的功能，是学科知识发展的永续动力。学位论文既是本土问题系统表达的主要载体，也是自主知识体系的底层生产机制。从“十四五”时期学位论文的基本情况来看，涉及中国教育学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中国教育学知识的生产机制，特别是原创性和本土教育学知识的生产；二是中国教育学的学科属性及知识基础；三是中国教育学人的学术生命历程研究；四是中国教育学知识的历史文化变迁研究；五是中国教育学的实践观照(见表2)。

表2　2021一2025年“中国教育学”代表性学位论文

(五)专著、教材集中呈现，中国教育学知识的积累和创新卓有成效

优秀的学术专著是组成现有各个学术领域的基本砖石，一个领域的专业化和成熟程度要看它的专著。2021—2025年，中国教育学研究的相关专著陆续出版，笔者列举了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专著、教材(见表3)。其中，“数字教育新领域” “学科理论元研究”最能体现创新性与本土特色。专业出版机构主动发力，加强中国教育学选题策划，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实施“新时代高水平教育理论丛书”出版工程，教育科学出版社专门设立“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出版工程。这些大规模的出版工程为中国教育学成果的出版、传播搭建了重要平台。此外，中国教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也反映在“马工程”教材中。

表3　2021一2025年“中国教育学”出版著作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2021—2025年，中国教育学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传统与现代、宏观与微观、技术与人文、国内与国外的多重对话中，不断推进教育学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自主性的确立始于对知识与社会结构深度互构的这一“牵掣”关系的彻底自觉。按照知识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中国教育学是一种历史的、文化的精神存在，是在知识与实践的交互生成中实现创新，并在面向未来技术变革和面向世界教育实践的时空场域中不断重塑自身的知识形态。“十四五”时期，中国教育学遵照知识生产的逻辑，围绕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根脉”、中国教育实践的“根基”、数智时代的知识重构和全球知识体系的“坐标”，实现了知识的积累和创新。

(一)中国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魂脉”

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教育学的理论意义，不在于提供现成答案，而在于提供一种立场观点方法，使中国教育学能够拥有观察中国问题的“显微镜”、剖析中国现实的“手术刀”、引领知识生产的“航向标”。从立场上看，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教育学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教育学无法摆脱自身的历史逻辑、文化逻辑和政治逻辑，国家和社会文化在教育学知识生产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从理论基础上看，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异化理论、社会结构再生产理论等，为中国教育学分析、解释和批判中国和世界教育的现实问题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从方法上看，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和唯物辩证法为中国教育学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关系等提供了有效的研究方法和路径。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教育学提供理论指导，而中国教育学也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教育学确立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双重根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谁构建”“构建什么” “如何构建”这三个根本性问题提供了原则性解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的根本标志。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本质是在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建构中，持续推动概念、理论和方法创新。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的“魂脉”，它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基础上，以实践为逻辑起点的完整思想体系，包括生产力与教育、生产关系与教育、人的发展与教育等内容。面对“加速社会”和人工智能时代人的异化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中国教育学破解时代难题提供了理论前提。

二是新时代教育思想引领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重塑。新时代教育思想语境下中国教育学研究的新特征主要表现为:(1)聚焦新时代教育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重要论述研究，以“立德树人”“教育强国”等为核心议题回应中国教育学重大主题和战略任务；(2)凸显中国教育学建设的国家逻辑，新时代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已进入越来越强调国家性的发展阶段；(3)强调中国教育学的战略意图，中国教育学是教育理论强国建设的核心标识，其核心使命在于为教育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学理支撑。

三是“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中国教育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方法论。“两个结合”为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指引，开辟了根本途径。中国自主的教育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必须以“两个结合”为方法论。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与中国鲜活的教育实践相结合，是中国教育学实现创新性发展、彰显理论自主性的关键标志。例如，“核心素养”概念的生成便彰显了“两个结合”的方法论意义。

(二)中国教育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

中国教育学具有历史和文化的延续性。“传统之‘统’体现着古往今来人类文化的根脉与连续性，同时又在‘传’中必然地历经各种变迁与考验，并与不断成长的现代性在相互借鉴中表现自身和熔铸新生。”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教育学确立了逻辑起点，提供了作为思维的文化动力的方法论。“十四五”时期，中国教育学在追求传统文化根脉中逐渐确立了知识生产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学界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教育学的内在关联、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传统文化标识性概念的提炼等议题开展了系列研究。

一是中国教育学的文化主体性逐渐确立。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作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着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与文化自信，构成教育强国与文化强国双重战略的根本性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国教育学建构“家”的“脚手架”，为理论构建提供坚实支撑，又是其“归家”的方向指南，引领其回归自身文化根基与实践土壤。从中西方文化范式的比较来看，在方法论上，西方社会科学思维是非此即彼的“两分法”，而中华文明虽有“阴” “阳”之分，但实际上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与西方的逻辑推理思维不同，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关联思维，这种思维的特点是跳跃性和涌现性，能够把“在场”和“不在场”融为一体，凸显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恰恰是人文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的内在要求。

二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走向深入。传统不是凝固的，而是流动的。教育发展的过程是教育传统不断得以重构的过程，是继承与革新的统一。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需要处理好继承与转化、“旧质”与“新质”的关系，将中华优秀教育传统有机嵌入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使优秀的传统内容融入现代合理的要素，有效推动中华优秀教育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例如，古典书院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的集大成，在教育目标论、教学过程论、教学法等领域的思想和实践，能够为中国教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思想和实践的源头活水。

三是学界提出更多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标识性概念。例如，中国传统“功夫”概念积淀了丰富的修身智慧和教育意蕴，是推动中国教育学话语创新的标识性概念，蕴藏着化解教育现代性危机的中国智慧。“兴发”概念直接植根于中国古典诗教传统，作为一种直抵生命感的教育意向，可以救治现代教育过于理性化、技术化的弊端。相较于西方的“教授”(teaching或instruction)这个词，中国传统的“教学”概念内嵌了教与学两个方面，且两者之间是“等值的”，也是互惠的，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教学相长”等教学一体的中国教育传统。此外，“位育”“觉”等标识性概念也彰显了中国教育传统和智慧。

(三)中国教育学的实践逻辑

中国教育学是扎根中国大地，基于对中国教育问题的回答，在总结中国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能够解释和解决中国乃至世界教育问题的知识形态。中国教育学的实践逻辑既体现在作为知识来源意义上的中国教育问题之中，又体现在作为方法意义上的中国教育实践之中，还体现在作为目的意义上的对中国教育和世界教育的变革力之中。中国教育学的实践逻辑关涉的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转化融通”和“交互生成”是中国教育学知识生成的内在逻辑。近五年，中国教育学研究更加重视从中国实践出发推进理论创新。

一是中国教育学更加聚焦中国教育问题和中国教育实践。中国教育规模之“大”、教育体制之“特”、教育差异之“巨”构成了中国独特的国情和教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我国教育理论最真实、最丰富的样本。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形成于实践中，发展在实践中，要能够解释和指导中国教育实践。教育实践是孕育教育理论的沃土，教育学者不断挖掘其背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把独特的、成功的中国经验挖掘出来、抽象出来、系统起来，在过程中、比较中发现，并对基层的首创精神和经验进行提炼，为全球教育知识体系的完善作出贡献。

二是中国教育学在回答时代命题中得到创新发展。现代教育学在我国产生伊始便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新时代中国教育学研究直面时代新问题，对市场经济全面渗入教育领域、信息技术革命、教育智能化等问题作出积极回答。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提供有效的知识供给，是中国教育学的时代使命与责任，也是自身知识增长的重大机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新时代对中国教育学知识供给的新要求是提供具有“阐明教育事理”“引领价值理念”“反思现实问题”“推动问题解决”“融合学科视野” “预测未来趋势” “提升创新能力”和“表达中国话语”等具体功能的知识。

三是中国教育学更加重视基于本土实践建立的学派。学派的创立促进了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和学术繁荣。学派的创建在于构建独特和自主的知识体系，将个人知识创造上升为集体的知识表达。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学科自我意识的增强，我国涌现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主体教育学派、新教育学派、情境教育学派、情感教育学派等具有代表性的学派。当代中国教育学彰显中国气派，要立足学术根基出发，提出原创性学术主张，实现整体性理论体系重构。例如，“生命·实践”教育学是当代中国教育学原创性研究的现实样本，在概念孕育、团队创建、节点突破、内核形成、思想通化的创生历程中，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质。

(四)数智时代中国教育学的新形态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新定义教育学的知识边界、研究主体、研究范式和终极意义。就知识边界而言，教育数智化推动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从工业社会的教育转变为数智时代的教育，教育学正从“理解人”为中心转向必须同时理解“算法如何理解人”。就研究范式而言，教育研究正迈向人机共生的知识生产模式，人工智能等技术将革新教育研究的工具和方法，使大数据、大样本研究和文本分析、语义分析成为可能。就研究伦理而言，教育学必须应对技术化对人的自由发展的侵蚀，教育学要能够“教育”人工智能向善，划定人工智能“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边界，坚决捍卫人类的理性和自由。“十四五”时期，中国教育学研究明显受到了数智技术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上。

一是数智技术重塑教育学知识形态。教育数智化转型为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带来了系统性改变，从根本上重塑了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和知识边界。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是对教师教学方法的重塑。为有学者提出“教学思维链”这一概念，认为其是一种蕴含教学逻辑的教学过程表征，关联着学科知识和教学法知识，以步骤级教学行为为节点，体现了多路径择优的动态链式数据结构，作为教育大模型研发的底层逻辑架构，教学思维链的研发和应用将带来课堂教学的深刻变革。其次是对学生学习方法的重塑。为应对人工智能的挑战，教育需要加强对学生的高阶思维培养，着力构建新型师生关系，创新探索智能时代教学模式的变革。最后是对学校和教育体制的重塑。在数智时代，学校的学习方式、课程形态、学习评价方式等逐渐发生变革，教师、管理者、教育科技公司等关键角色的职能正在发生转变，学习空间也从以建筑为代表的物理空间向数字化空间、社会情境空间延伸扩展。

二是数智技术催生新的教育学分支学科和新的领域。数智技术推动了计算教育学和算法教育学等交叉学科的兴起，并在方法论意义上拓展了传统教育学的研究边界。计算教育学的诞生响应了教育研究科学化发展的需求，延续了当代教育研究范式与自然科学范式融合的趋势。算法教育学是数字文明时代教育学的新形态，具有自身独特的概念范畴、问题领域、理论体系。以大数据主义、计算主义、后人类主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哲学、创新发展观，以及代表人类文化传统的新人文主义，将日益成为算法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特征。在数字化背景下，基础教育学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学习活动及其背后的学习规律上，力图创造和设计能够支持学生开展有意义、有效率和个性化学习的环境，使学生在知识与生活之间建立联系，帮助学生掌握在变化的情境中应对变化的关键能力。

三是数智技术推进教育学研究范式变革，并带来新的风险挑战。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科研正迎来以人工智能深度参与知识发现与创新为特征的第五范式“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存在局限性和边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AI幻觉”是由其底层逻辑、推理过程算法规则和严重的噪声干扰等因素决定的，这是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无法避免的缺陷。对“形而下”的知识的创造，人工智能远比人类高效和精确，“形而上”的和介于“形而上”“形而下”之间的知识则依然属于人类的智能和智慧范畴。

(五)中国教育学的全球“坐标”

全球知识生产格局中的中国教育学研究正从“中国的教育学”转向“中国教育之学”。中国教育学是对世界教育问题的中国回答，而要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中国教育学就要从“立场正确”转向“问题真实”，从“经验叙事”转向“理论建构”，从“输出成果”转向“嵌入机制”，从“证明自己”转向“重塑规则”，以提升中国教育学的国际影响力和学术认可度，为重塑全球教育知识版图作出应有的贡献。“十四五”时期，中国教育学积极参与全球教育知识生产，为世界教育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是中国教育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但仍面临挑战。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本土教育学者在国际发表上的参与度越来越高，但从全球教育学知识生产体系来看，中国尚未成为具有重要地位的国际教育学学术研究中心。对科学引文索引(webofScience)数据库2000—2023年教育类研究论文检索发现，中国教育学者的发文量不足百分之十。当前，中国教育研究正处于世界知识生产体系“半边缘”向“中心”过渡的“临界线”上。随着人工智能和大语言模型的突飞猛进，全球知识生产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大语言模型的“非中立” “不全面” “不深刻” “存歧义” “有错误”等技术风险与问题亦不容忽视。

二是中国教育学国际话语传播在反思中推进。中国教育学研究存在“有理说不出” “说出声音小” “说了传不开” “传开叫不响”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学术知识的传播策略有关，即单向的宣传思维而非双向的传播思维，注重集体叙事而非个体叙事，注重宏大话语而非民间话语，注重正面信息而非负面信息。中国教育学如果要进一步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并为全球知识生产作出更多贡献，就要打造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实践经验的“可信可亲可敬”的中国教育学知识，就要在打造多元主体协同的传播系统、内涵形式创新的传播内容、多种话语联动的传播机制、强化实践示范的传播影响以及数字技术支持的传播监测等方面着力。

三是“以中国为方法”成为全球知识格局中中国教育学建设的重要路径。中国教育学“是以中国方式表达人类普遍追求的教育理性，是立足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实际追求人类普遍的教育智慧”。“以中国为方法”和“以中国为对象”是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两种路径。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必须具备参与国际教育对话的能力，打造被世界教育学人认可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共享的话语尺度和表达规范中开展对话交流，使自身成为世界教育学话语体系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在全球知识生产格局中，要让中国教育学讲“中国话”，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丰富的教育实践，对全人类教育规律作出新阐释。

“十四五”时期，中国教育学研究积极回应时代重大命题，在思想指引、研究视域、研究主题、视角方法、研究成果等方面，呈现出纵深推进、持续增强的态势，但在研究深度、研究方法、研究队伍等方面存在不足，亟须着眼于“十五五”教育发展谋篇布局，进一步加强中国教育学的理论研究和范式转型。

(一)研究重心将更加聚焦学科根本问题和前沿问题

“十五五”时期是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中国教育学研究要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叙事，着力提升学术成果的原创性与主体性，将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作为教育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石”和“路标”，推动教育学知识的增长。实现知识增长和提升知识生产的原创性，必然要回到学科的本源性问题上，在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中不断推动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专属的研究领域，都有自己的核心问题。教什么、学什么，谁教、谁学，怎么教、怎么学，怎么评价学习的成果和成效，怎么提高教学效益等，这些构成了教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深耕这些核心问题能有效推进教育学的知识增长。“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教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人的超越性和教育的未来性，决定了教育学研究要面向未来、引领未来和创造未来。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发布了一系列具有风向标意义的教育报告，力求从社会情感教育和情感治理的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出发，为人类社会的情感危机和社会问题探寻教育层面的解决之道。同时，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技术的发展，未来的教育形态将会发生深刻变革，教育学将更加关注人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和道德养成，更加关注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道德养成在世界教育发展中将产生新的共鸣。从过去、现在和未来把握教育的时空脉络，才能找准教育学知识增长的未来方向。

(二)研究取向将更加强调体系构建与问题导向

“十五五”时期，中国教育学研究要处理好体系构建和问题研究的关系。从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到2022年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与自主知识之间辩证关系的深刻把握为“十五五”时期中国教育学体系建设与问题研究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十四五”时期，中国教育学研究在三大体系的内涵、要义、关系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服务教育强国和中国教育现代化以及解决世界共性教育问题方面仍显不足。新时代中国教育学的建设成效要以能否建立独立的知识体系和形成独特的知识贡献来判断。在建设路径上，通常采用演绎取向的学科元研究和应用取向的问题研究。中国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要素包括:问题领域、概念家族、核心范畴、命题结构、逻辑论证、话语系统、方法论自觉。这些内在结构要素是中国教育学安身立命的根基所在。新时代中国教育学要为推动强国建设找准和夯实教育战略支点，实现教育的系统性跃升和质变。中国教育学要科学地回答“如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如何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 “如何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如何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和“如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等核心问题。

(三)研究范式将更加重视方法创新与价值引领

“十五五”时期，中国教育学研究将在寻求研究范式突破中坚守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方法创新是构建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十四五”以来，人工智能不断拓展教育研究的认知边界，其凭借在大规模数据处理、模式识别、行为分析、实时预测和复杂系统建模方面的优势极大影响了教育研究范式，但暴露出数据扭曲、算法偏见、生成幻觉、AI剽窃等教育科研伦理风险。“十五五”时期，中国教育学研究要直面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方法创新中加强价值引领。传统的教育研究以哲学思辨和规范研究为主，“十五五”时期的中国教育学建设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案，实现研究范式变革。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科学研究范式，突出表现在问题维度的“世界知识”视野、方法维度的“泛思维链”能力以及过程维度的人机协同新范式。尽管人工智能带来了研究范式上的创新，但它在教育学知识生产中的应用存在局限。教育具有非经验和非事实的侧面，这就决定了非实证方法在教育学研究中是必然存在的，而“教育”的非自然性则决定了教育学研究中的求知和致用目的的达成，均须以非实证方法为主导。工具理性的极致扩张反衬出价值理性的稀缺，教育研究价值维度的独特使命由此凸显。

(四)研究策略将更加重视整体布局与活力激发

“十五五”时期，中国教育学研究将在重视顶层设计和整体布局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微观活力的激发。“十四五”时期，中国教育学研究在体系建设和推进路径上已经形成普遍共识，但制度的整体效力和微观的激励机制还有待深化。只有激发微观的学术活力，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有机整合，中国教育学研究才能获得持久的发展动力。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与国家战略的联系越发紧密，背后体现的是一套完整的学术建制和政策支持体系。作为一种国家战略的中国教育学，要建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治理体系“五大体系”，统筹“六类主体”，建设中国教育学术生态系统。国家力量的介入会给知识生产带来压力，尽管合理的评价激励制度能够促进有效的知识生产，但过度强调量化指标会带来过重的考核压力，可能会抑制教育学原创性知识的生产。在学术建制中，学术发表的压力会驱使教育学研究出现“精致的平庸”，甚至可能会使毫无意义的研究大行其道。从国际教育学同行对我国教育研究成果质量的评价来看，迫切需要改革我们自身的科研评价机制，使科研人员获得进行原创性知识生产的内在活力。中国教育学学术评价制度改革要以推动原创性知识生产作为基本目标。

(五)研究格局将更加重视讲好故事与构建理论

“十五五”时期，中国教育学研究要在总结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重视基于中国的教育实践开展教育理论建构，让国际社会不仅知道“故事中的中国”，也要知道“学术中的中国” “理论中的中国”。讲好故事与建构理论是相辅相成、互为支撑的，以情感人和以理服人同样具有思想的穿透力。中国教育学建设要通过对中国教育问题、教育实践和教育经验进行理论升华，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改变“中国教育实践重要但中国教育研究无足轻重”这一刻板印象。在讲好中国教育故事上，要树立正确的对外教育传播理念，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把握成人学习规律，开展跨文化交际研究，让故事成为学习与发现对象。知识生产的领导地位是由定义权的归属决定的，知识生产具有“先占原则”。如果不重视对中国丰富实践的学术“占领”，一旦这些领域成为他人知识生产的“领地”，我们的学术研究就会处于被动的跟随状态。讲好中国教育故事，就要“抢占”对中国教育实践和经验的解释权和定义权。同时，不能忽视理论思维，故事具有地方性、经验性、具象性，只有经过理论升华，故事才会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和抽象性。中国教育学的议题设置既要聚焦中国现实的教育问题(如流动儿童教育、农村教育等)，又要善于对问题进行学术表达，增加中国教育研究的“理论成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