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晶晶、盛玉雪、王纾:高校创新与区域经济耦合的空间分异及其成因识别—兼论高等职业教育创新的功能定位

时间:2026-09-29 来源: 浏览量:1173 【 浏览字体:大中小 】

一、引言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也是当今大国博弈的关键力量。从概念看,创新主要体现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知识传播和知识应用等方面。高校既是知识传播系统的主体,又与科研院所共同构成知识创新系统的主体,同时还参与了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系统[1]。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职能与现代大学基本职能高度吻合,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经济发展高度相关,是当前我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主体。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要通过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提高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强化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经济与教育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两大基础,我国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顺应经济发展需求,特别是与区域发展的要求始终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于高校创新能力强弱的判断不应该孤立测评,而应该强调高校具有明确的空间属性,与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协调共赢才能真正发挥创新作用。从现实需求来看,培育新质生产力、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实现高校创新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过程,需要对高校内部不同类型的功能差异进行深入考量。一方面,技术突破过程,特别是解决“卡脖子”问题,不仅需要拔尖创新人才引领,还需要一线工程师和技术技能人才实现创新成果转化和应用,更需要高等职业教育突破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瓶颈[2]。另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通过赋能技术技能型人力资本、参与技术应用和生产一线的创新过程,不仅能够形成经济增长的重要投入要素,还可以驱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助力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出现,进而实现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普通高等教育所培养的理论型、学术型以及研究型人才,和高等职业教育所培养的技术型、服务型、应用型人才,在服务区域经济中功能互补、各有侧重,共同组成高校创新系统。从学术进展来看,一是现有研究对于高校创新能力的测评还缺乏与区域经济的协调性考量;二是研究范围往往局限于普通本科高校,缺乏高等职业院校样本,难以反映我国高校创新格局的全貌;三是研究尺度多围绕省域层面的分析,而对城市这一区域经济基本单元开展的高校创新研究相对较少。基于以上原因,本研究拟采用覆盖全国2867所高校的全口径大样本创新调查数据,以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基本分析单元,综合运用理论和实证研究工具,对我国高校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特征和障碍因素进行定量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高校创新能力提升提出更具针对性和前瞻性的对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文献综述

创新理论由熊彼特(1912)首先提出,随后新古典学派认为“市场失灵”的存在是政府干预技术创新过程最有力的证据,但同时也认为政府应该将精力投向基础研究领域,强调技术创新过程是一个有着良好运作机制的黑箱,会在市场作用下自动完成[3]。此外,Freeman(1987)、Lundvall(1992)等人也分别从社会经济、国家政治等领域对创新进行了研究[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对于区域创新的研究更为迫切,区域创新与国家创新的具体内容也存在很大区别,国家创新系统主要组织重大创新计划和项目,区域创新系统则更多地承担着把科技创新能力转化为区域竞争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重任[5]。区域创新体系构建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科研成果的成功转化,所以在创新链条中既需要具有开阔思维和非凡创造力的研发人员,也需要服务生产一线,将研发阶段的成果成功转化为产品的技术技能人才[6],这也为本研究关注高校的内部类型差异提供了理论支撑。

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发展,高校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主体,对其创新的需求不断提升,研究也不断涌现。学者们的相关研究可总结为几个方面:一是考察高校的创新效率。如王晓珍等(2019)[7]、初旭新(2020)[8]、李犟等(2020)[9]、杨博等(2020)[10]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高校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共同点在于强调高校的区域属性,虽然在指标设计中考虑了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等问题,但整体上将高校创新视为单独的创新系统。二是考察高校的知识溢出。这类文献认为,高校作为基础研究的生产者和高技术、技能人才的输出者,在运转过程中会产生巨大的知识溢出效应,即高校通过其科研、教育、培训等职能对所在地区或企业、居民等带来的积极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指出,我国高校的知识溢出包括传统直接、联合研发、学术创业等多种模式[11],高校创新在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城市技术创新能力[12]、经济高质量发展[13]等方面的推动作用越发显著。三是考察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这类文献强调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如基于三螺旋创新理论范式,认为政府、企业和高校是知识经济社会中创新制度环境的三大要素,并按照市场要求联结和相互影响,在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耦合协调等主线下开展研究。如吴中超(2020)[14]、于姝(2022)[15]从理论层面研究了产学研协同创新与区域产业对接机制、提升创新绩效的机制等问题;王晓红(2021)[16]、陈福时(2021)[17]、亢延锟(2022)[18]则从实证视角对产学研合作与创新绩效的提升进行了测算;吕艳等(2010)[19]、李燕(2020)[20]、苏丽锋等(2021)[21]、刘业进等(2023)[22]则分别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高校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的协调情况进行了测算。

对于高等职业院校与区域经济的相关研究,学者们多从理论层面探讨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机制[23],也有部分学者针对局部地区的高等职业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展开实证分析,指出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但整体波动水平较大,区域差异明显[24-25]。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受限于数据可得性,缺乏全国范围内的全口径大样本数据,研究范围较为狭窄,对高等教育的空间属性和类型属性关注不足且针对性不强。特别是对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在创新系统内的功能差异对比研究较少。

因此,在回顾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新质生产力培育对高校创新的新要求,本研究尝试在三个方面寻求突破:一是基于我国创新成果转化的瓶颈,在研究过程中补充对高等职业院校创新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二是将研究范围进行拓展,采用全口径大样本调查数据进行测算,并以城市层面的数据代替省域数据,研究结论更加精准。三是对测算模型进行补充,在既往熵值法测算的基础上增加障碍度模型的使用,定量测度影响耦合协调度的因素,对策建议的提出则更有数据支撑。

(二)理论框架

高校创新系统和区域经济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错综复杂,既包括系统内部循环、互动,也包括系统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两个系统内部都具有完整的运行体系,变量之间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系统之间通过不同方式、不同渠道实时进行着能量交换和互相影响,其中高校对区域经济的增长贡献、区域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反哺等积极影响属于短期关系,而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则属于一种长期均衡关系。因此,二者的耦合关系是复杂系统间的复杂关系,在进行实证测算之前,需要将关系和机理阐释清晰,具体如图1所示。

从高校创新的具体内容看,与现代大学职能高度吻合,主要包括输送人才、直接服务和成果应用三个方面。无论是生产企业、科研机构还是教育机构,利用资源进行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都是创新人才,创新人才掌握或控制着知识和技术的生产、流动、扩散、应用和更新[26]。高校的最主要职能是人才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创新活动的主体,几乎全部创新型人才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创新人才培养的质量高低直接影响创新能力的高低。普通高等教育注重学科教育,高等职业教育重视实践技能的培养,技术型创新人才和技能型创新人才在创新过程中发挥着各自功能,都不可或缺。从直接服务看,高等院校作为创新主体,直接参与创新活动,普通高等教育主要参与基础科学和技术突破过程,而高等职业教育主要进行直接服务生产一线的应用研究,技术突破及应用过程实现了技术创新和应用创新的高效配合。在成果运用方面,高校也是创新活动得以成功的关键性一环,普通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作为创新活动的上下游,从研发到生产应用,形成完整的创新链条。

从区域的视角来看,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教育培训等机构有机组成了区域性组织体系。区域创新能力作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变量,成为承上启下的重要力量,是链接高校创新系统和区域经济系统的核心。从区域经济系统看,经济总量是影响高校创新,同时又受到高校创新影响的核心变量,一方面高校创新成果对区域经济总量产生正向效应,同时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也会对高校创新产生反向溢出,为持续加大投入力度提供保障,形成更多更好的创新成果,进而影响运行效率和经济结构,这些变量之间更易形成良性耦合关系,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形成更加强大的正外部性。因此,对于两个系统耦合关系的评价,不在于单一系统的发展水平,而在于系统之间的契合程度,以及是否形成协调发展的大生态系统。

三、指标体系与模型构建

(一)指标体系

高校创新系统和区域经济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决定了对二者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具有一定的难度。在充分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代表性,本研究构建了如下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计算高校创新指数和区域经济发展指数(表1)。其中,高校创新指数的测算考虑了高校创新职能,分别从输送人才、直接服务和成果运用三个维度进行量化,选取为企业输送的毕业生人数总数、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数、企业为学生设立的奖学金金额等变量作为输送人才维度的二级变量;具有累计2年以上企业工作经验的专任教师数、企业、行业外聘兼职教师授课的课时总数、学校承接企业员工培训人次,作为直接服务的二级变量;学校与企业合作申报获得纵向科研项目立项金额、与企业共同发表科技论文数、与企业共同获得的发明专利授权数、企业委托的科研项目合同金额,作为成果运用的二级变量。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指数的测算,本文则考虑了经济总量、运行效率和经济结构三个维度,其中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专利申请数代表经济总量维度;用R&D人员、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反映在研发、生产、外资等方面的投入与成本,间接代表运行效率维度;用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科学技术支出占比、地区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例、每万千瓦时(工业用电)地区生产总值代表经济结构维度,反映财政支出结构、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等方面。

(二)模型构建

1.熵指数计算

本研究基于熵值法进行综合评价,首先需要对原始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本文所选指标包括正向指标(即原始指标越大综合评价越高)也包括逆向指标(即原始指标越大综合评价越低),故需要分别进行标准化。设Xij为第i个城市的第j个原始指标,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的标准化公式分别为:

式中n为样本城市数量,m为总的原始指标个数。在高校创新部分,m为10,在区域经济发展部分m为8。则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为:

为进一步提高区分度,在基本计算得到的熵指数基础上,整体乘以100得到最终的熵指数。需要说明的是,为了考察高校类型的内部差异,本文除了基于全部高校调查数据计算区域高校创新指数,还基于高等职业院校的调查数据针对性计算了其创新指数。

2.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与等级划分

在基于熵值法计算得到高校创新指数、区域经济发展指数后,本文进一步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考察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具体的:

其中,u1,u2分别为区域经济发展指数和区域高校创新指数,C、T、D分别为两系统的耦合度、协调指数以及耦合协调度,取值均在0和1之间。参考李佳雯和郭彬(2020)的研究,取α=β=0.5,耦合协调度等级按表2的区间分类。

2.空间相关性模型构建

基于莫兰指数I(Moran’sI)考察变量的空间相关性。莫兰指数的空间权重矩阵采用的是标准化的最近6邻矩阵,即若城市j为城市i地理最近的6个城市之一,则空间权重矩阵的(i,j)元素wij=1/6。

3.障碍度模型构建

为进一步探究影响高校创新和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本文参考王丽(2023)引入障碍度模型[26]。具体的,指标j对两个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障碍程度Oj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Rij=1_Yij表示相应指标的标准化值与1的差距,即指标偏离度;Sj为指标j的重要性,即权重。Oj取值越大,代表指标j的障碍程度越高,可以按照O值大小进一步确定相应障碍因素的主次关系。

4.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高校创新方面的数据主要来自全国普通高校科技创新调查课题组采集的年度“普

通高校创新信息”。高校创新能力监测是国家创新调查制度工作的重要内容,教育部科技司会同科技部战略规划司、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合开展了全国普通高校创新调查,获得了一批反映当前普通高校与企业联合培养人才、参与产学研合作、科技成果扩散和参与转化等状况的数据[27]。本研究使用数据共覆盖2867所高校,时间为2020—2022年。为了保证数据对比的有效性,本文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处理,仅保留具有连续三年完整数据的2779所高校,其中高职(专科)院校1504所,本科院校1275所,并以此为基础加总到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得到城市层面的高校创新数据。其余城市层面的数据主要来自年度《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将高校与所在城市进行匹配后,最终得到25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三年的平衡面板数据(n=250)。受数据所限,城市层面数据较高校数据滞后一年。

四、实证结果

(一)高校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

利用公式(1)—(5)分别计算各城市的高校创新指数和区域经济发展指数,表3为熵指数测算结果。从数据的整体分布情况来看,高校创新指数和区域经济发展指数都呈现正偏态分布。区域经济发展指数在三年中偏度维持在4—5之间,但高校创新指数呈现明显的增大趋势,偏度也有较大的提高,极值范围逐渐拉大。这表明相对区域经济发展而言,高校创新存在相对更集聚的分布特征。此外,为考察变量的空间相关性特征,本文利用公式(9)测算了相关变量的莫兰指数(Moran’sI)。测算结果显示,与区域经济发展指数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不同的是,区域高校创新不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这说明区域高校创新指数空间关联程度较低,而区域经济发展指数的空间关联程度较高。

进一步的,本文绘制了不同年度区域经济发展指数和高校创新指数两者的散点图(图2)。可以发现,高校创新和区域经济发展基本呈正相关关系,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区域高校创新水平越高。但相较于全部高校的区域创新指数,高职院校的区域创新指数普遍偏低,且后者与区域经济发展指数的线性相关系数偏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高职院校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从三年均值的分布来看(图3-a),高校创新指数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现正相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高校创新指数通常也越高。从三年均值的核密度估计图来看(图3-b),不同区域在高校创新方面的差异也非常大。具体的,区域经济发展指数和高校创新指数都呈现单峰靠左、长尾向右的特点,即多数城市三个指数都集中在低值,少数明星城市指数超高。此外,多数城市的经济发展指数相对高校创新指数更大(概率密度曲线峰值右偏)。进一步的,高职院校创新指数的概率密度曲线相比于全部高校创新指数的概率密度曲线而言更窄而高,反映出前者有更强的集中性。

(二)高校创新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特征

1.高校创新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整体特征

由于在全国高校创新调查的三年时间内,高校和各城市的基本数据变化差异较小,基于三年的均值利用公式(6)—(8)计算了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显示,样本所有城市平均的耦合度为0.762,耦合协调度为0.16,从分布上看(图4),大部分城市的耦合度较大,但耦合协调度偏小,初步表明两个系统进入了良性耦合阶段,但尚无协调发展效应。与李佳雯等人[28]基于省级尺度计算的高校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相比(高强度耦合、初级协调),本研究的测算结果并没有这么积极。这里面有本文采用的是城市维度样本、空间尺度有所缩小的原因,也与本文指标体系更为细致具体有一定关系。

具体的,将城市按耦合度和协调度的取值进行分类,可以发现,防城港、贵港等城市表现为低强度耦合、严重失调,东北地区部分城市和旅游城市集中表现为该类型。白山、亳州、朝阳、鄂尔多斯等23个城市表现为中强度耦合、严重失调,其中多数城市为资源型城市;安庆、安顺、安阳、巴彦淖尔等87个城市表现为较高强度耦合、严重失调,占比高达34.8%;东莞、嘉兴、洛阳、宁波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大中型城市则表现为较高强度耦合、濒临失调;鞍山、百色、蚌埠、包头等80个城市表现为高强度耦合、严重失调,占比高达32%;保定、大连、佛山、福州等28个城市表现为高强度耦合、濒临失调;合肥、济南、青岛、天津等城市表现为高强度耦合、初级协调;成都、广州、杭州、南京、武汉、西安表现为高强度耦合、中级协调;北京、上海表现为高强度耦合、高级协调。整体来看,大型城市表现较好,区域经济系统和高校创新系统具有较高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一些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资源型地级市以及高等教育资源相对薄弱的城市则问题较为严重。部分副省级城市存在高强度耦合,但是在协调度方面还有优化调整的空间,天津和重庆两个直辖市的耦合协调度仅为初级协调,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和政策引导。

2.基于区域差异性视角的耦合协调特征

我国国土面积巨大,区域经济和高校创新情况千差万别,为进一步考察我国高校创新和区域经济系统耦合协调情况在四大区域的表现差异,我们对相关数据进行了整合,分区域测算了区域经济与全部高校创新耦合协调度,其中,东部地区66个城市,中部地区78个城市,西部地区72个城市,东北地区34个城市①(表5)。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高校创新和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表现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特征。在耦合度均值方面,各区域差别不大,西部地区较为领先,这说明西部地区的两个系统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东部地区紧随其后,中部地区排名最后。从协调指数均值的情况看,各区域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遥遥领先,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落后明显。从耦合协调度均值的情况来看,东部地区的优势也非常明显,这说明我国大部分地区还存在耦合协调度提升的发展需求。

3.高等职业教育的耦合协调特征

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在服务于区域经济的领域和路径上存在一定差异。为了体现高校创新系统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内部类型差异,本研究对高等职业院校样本进行了补充性分析(表6)。具体来看,相较于全部样本的区域创新指数,高等职业院校的区域创新指数普遍偏低,与区域经济发展指数的线性相关系数偏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高等职业院校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从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上来看,高等职业院校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度普遍较高,经测算,二者实现高强度耦合的城市达到182个,其中东部地区的耦合度均值最高,但是区域之间差异不大,在协调指数和耦合协调度等方面与全部高校样本具有相似性,说明高等职业院校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可能存在更强的耦合协调性。这与现实中高等职业院校的校地互动有较强的地域局限以及创新有更强的区域特色是一致的。

(三)耦合协调障碍度模型测算结果

利用障碍及模型公式(10)对影响我国高校创新和区域经济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测算,研究结果如表7所示。从区域经济发展障碍度的视角来看,专利申请数、R&D人员、地区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例等指标排名靠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从全部高校创新障碍度的视角来看,企业为学生设立的奖学金金额、学校与企业合作申报获得纵向科研项目立项金额、与企业共同获得的发明专利授权数、企业委托的科研项目合同金额为排序靠前的指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高校与企业在产学研深度融合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壁垒。从高等教育分类的视角看,高等职业院校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性特征,企业为学生设立的奖学金金额、学校与企业合作申报获得纵向科研项目立项金额两个指标排名前列,同样也显示了产教融合对高等职业院校创新的障碍度较高。对比发现,高等职业院校在输送创新人才上面临更大障碍,但在直接服务、成果运用上面临的障碍略小,再次反映了高等职业院校可能在创新总体数量和质量上略有不足,但具有较强的地域化特色,这种特色化创新促成了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大样本实证研究范式,构建高校创新系统和区域经济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测算二者的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并通过构建障碍度模型,定量测算二者耦合协调的障碍因素。主要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如下:

(一)主要结论

1.高校创新通过嵌入区域创新系统与区域经济系统引发耦合关系,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计算发现,高校创新系统和区域经济系统在集中度和空间相关性等特征方面存在差异,但总体来看,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从耦合协调度情况看,我国高校创新和区域经济整体耦合协调度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大部分城市的耦合度较大,但耦合协调度偏小,初步表明两个系统进入了良性耦合阶段,但尚无协调发展效应。整体来看,大型城市表现较好,部分地级市问题较为严重,部分副省级城市存在高强度耦合,但是在协调度方面还有较大优化调整的空间。

2.从区域视角来看,我国区域经济和高校创新整体的耦合协调度具有区域差异,表现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特征。在耦合度均值方面,各区域差别不大,但是西部地区数据领先,表现出了两系统之间较强的关联性。协调指数均值和耦合协调度均值都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西部和东北地区落后明显,这也说明了我国大部分地区还存在高校创新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提升的需求。

3.不同类型高等教育系统和区域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差异。高等职业教育的区域创新指数偏低,区域差异也较大,与区域经济发展指数之间的相关性也偏小。从耦合协调度的分布看,高等职业院校创新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度普遍高于其他高校创新。高等职业院校在输送创新人才上面临更大障碍,但在直接服务、成果应用上面临的障碍略小。

4.产学研深度融合不足是阻碍高校创新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通过障碍度模型的测算结果来看,基于与产学研合作相关测算指标的障碍度显著高于其他指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高校与企业在产学研深度融合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壁垒。

(二)政策建议

1.加大对高等院校创新的投入和引导。数据测算结果显示,高校创新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巨大,但同时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尚待发掘。要进一步加大对高校创新领域的投入力度,对其创新内容和方向进行相关政策的引导和鼓励,特别是对高校的创新引导要进一步突出区域特征,更加凸显地方特色、契合区域创新和发展需求,才能真正发挥高等教育创新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在创新能力评价方面,也要做进一步的修订,加大对高校在直接服务和成果应用领域创新的鼓励和支持力度。

2.将产学研深度合作作为提升高校创新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的突破口。产学研合作是区域创新体系发挥实质性作用的重要渠道,也是高校创新契合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的根本要求。障碍度模型结果显示,“企业奖学金”“校企合作申报项目”等指标是核心障碍。建议加强制度创新,构建校企创新联合体的实体化平台机制,鼓励高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多方面以及教育的更多环节,加大与企业的深度合作,让企业实质性地参与到高校创新的过程中,也让高校能够真正做出有益于经济发展的创新活动。鼓励企业联合高校开展“高精尖特”领域的研发,让高校有更多机会参与高水平的创新活动,进而对创新人才培养产生直接影响,实现系统之间的良性互动。

3.完善差异化的区域高等教育创新政策体系。从数据测算结果来看,我国国土面积较大,发展也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区域的高校创新系统与区域经济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及协调程度处于不同的阶段,高校创新在这一个过程中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充分体现区域差异性特征和因地制宜。对于中高级协调的东部地区,政策重点应转向支持高水平大学与头部企业参与前瞻性的科技竞争。对于协调性较低的中西部地区,短期内的任务是重点扶持和有针对性地加强政策支持,设立与本省主导产业高度相关的代表性应用型本科或高水平高职院校,发挥头雁作用。对于协调性有待加强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应借助国有企业的力量,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开展高校的创新体系建设和联合攻关,打造高效的制造业振兴路径。此外,也应进一步加大能源型地级市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高等教育资源的投入力度,引导高等教育创新发展方向,特别要强调创新方向与地区经济发展需求的紧密结合,提升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与经济发展需求的匹配度。

4.构建与区域产业链深度融合的高校分类发展体系。本文理论推演和实证结果都显示,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在区域创新系统以及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同功能,因此,在政策导向方面要充分体现类别差异特征,基于不同类型高校的发展定位,采取类型化的产学研合作和人才培养模式。例如,普通高等院校应该致力于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高等职业院校则更多与企业开展应用型科研和应用型人才培养,致力于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形成与普通高等院校在创新领域差异化发展的良好局面。

 

来源 |《教育学术月刊》2026年第8期

作者 | 赵晶晶(中国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盛玉雪(广西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王纾(中国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